这种崭新形态的“部族式的民族主义”(Tribal nationalism)是中欧与东欧所有民族与民族性的特征，与西方的过度民族主义相比较，它具有不同的内涵与意义。现在，人们往往将十九世纪末叶的莫拉斯(Charles Maurras，1868一1952，法国诗人，批评家、政治哲学家，以“反动之论”着称于世——译注) 、柏瑞斯(Maurice Barres，1862—1923，法国作家，以民族主义的观点著名于当时——译注)所揭示“结合统一式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e integral)的观念与“部族式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这项观念，浪漫地荣耀着历史传统，对于已逝之事物也夸张地崇拜着，且以最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它认为具有法国血统的人虽然生长于他国、且盲昧于法国语言与文化，却能因某些灵肉方面的神秘特质而成为“天生的法国人”。唯有“扩大的部族意识”才能使民族性与个人的灵魂相互认同，才能导致一种内在的骄傲感，此种骄傲感不仅显现于公众事务，也蔓延至个人私生活的每个层面——“每一位真正波兰人的个人生活……正是波兰的公众生活”。
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暴戾的“沙文主义”(Chauvinism)与“部族式的民族主义”，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具有外向性格，关切民族或国家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成就，另一则是内向性格的(甚至是最温和形式的，如德国青年运动)，它认为个人的灵魂足以彰显民族特质的一般概况。沙文主义者的神话指向过去具体存在的事务(如“民族主义的结合统一”之情况)，他们企图将此种神话提升，使之臻于人无法控制的层面之上；而部族主义则起源于不存在的、谬误的神秘元素，而且宣称在不久的将来必可具体实现它们；此种自恋的狂妄态度自然而然以一种“具有意气飞扬的内在特质”的尺度，来衡量民族的过去与现在，在这种尺度的昭显之下，它显然排斥这个民族传统的制度与文化。
从政治层面来看，“部族的民族主义”往往坚持：它自己的民族是受“敌意的世界”(a world of enemies)所包围，相信自己的民族能够以“一己之力抵抗整体”，也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具有根本上的差异。它宣称自己的民族是独特唯一的，是其它民族所无法相较量的，缘此理论，它否定人类的共同性，在它摧毁人性之前，它已经否决人同出一源的可能性。
甲 部族式的民族主义
未能参与一八八○年代突起的扩张运动的国家，其野心显然遭受挫折，在这种挫折失意的情况下，欧陆的帝国主义逐应运而生；同样的，无法参与民族解放运动以建立一个主权在我的民族国家的民族，其民族主义就彰显出部族主义的色彩。这两种失意挫折一旦相互结合，如奥匈帝国与俄罗斯，自然而然使形成酝酿“泛-主义运动”最肥沃的土壤。因之，在“双重的君主政府”(Dual Monarchy，指奥匈帝国的政体一译注)里，早已隐藏着“支持斯拉夫与日耳曼统一运动的煽动者”，从一开始，“泛斯拉夫主义”与“泛日耳曼主义”就一心一意想摧毁奥匈帝国，而奥匈帝国遂演变成“泛-主义运动”的中心。早在一八七○年，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就宣称：建立泛斯拉夫帝国的绝好开端既是解离奥国；而奥国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也一再猛烈地反抗自己的政府，甚至连德国的“垒球德意志联盟”(Alldeutsche verband)都抱怨奥国的“同胞爱运动”(brother movement)只是一种夸张的行为。德国草拟的蓝图，计划将中欧在德国的领导权下，结合成一经济上的联邦，这项计划正好与泛日耳曼主义的蓝图形影相随；然而，此联邦一旦由奥国的“泛日耳曼主义者”加以掌握，中欧的经济结构便会完全改变，变成“以德国为中心来统御全世界，并且与其它旅居在外的日耳曼民族相结合”。
“乏斯拉夫主义当的扩张倾向羞辱了俄国的沙皇，这正如背逆奥国而忠诚于德国的奥地利“泛日耳曼主义”羞辱了俾斯麦一样，是不证自明的。不论民族情感如何高张，或者，在危急存亡之秋，民族主义者的宣言是如何荒唐可笑，只要是受制于国家界定的疆域，或受限于民族国家自寻自重的心态，那么，民族情感尚能驻足于某种限度之内，但，这个限度随既会为“泛-主义运动”的“部族主义”所跨越。
“泛-主义运动”的现代性可以由它在“反犹太主义”的崭新立场观察出来。受压迫的弱小民族——如奥国的斯拉夫人、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人——因为与政府相冲突，遂察觉到犹太人与欧洲民族国家之间隐匿的关联性，此种发现导致敌视的心态。在波兰，人们表现出对沙皇的敌视；在奥地利，日耳曼人则视俾斯麦为伟大的民族偶像，凡是在这些敌视国家不被认为是缺乏爱国热忱的地方，“反犹太主义”便会以更暴戾的形式表现出来。犹太人被视为弱小民族的洪水猛兽，是外来的压迫者；然而，被压迫弱小民族的立场是不足以解释“泛主义运动”中反犹太的倾向，稍能解释此种倾向的是修尔湼尔(Georg Ritter von Schoenerer，奥地利的泛日耳曼主义领导者)在早年生涯中所体认的独特经验。当他早年还是“自由党”(Liberal Party)一员时，便已认识到哈布士堡王朝(Hapsburg Monarchy)与罗德希尔(Rothschild)的奥地利铁路系统支配权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性。然而，只有此种经验是不足以支持他宣称：“我们这些泛日耳曼主义者承认：反犹太是民族意识形成的主流。”类似此种经验的事物也不足以使泛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作家罗哲诺夫(Rozanov)。如此宣称：“俄罗斯生活中每一难题都与一个问题有关，既：“如何对付犹太人”，就如每一句子都与一个“逗点”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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