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我们而言，人的自然面相(the human aspect of nature)已经变得很可疑；我们都了解：人在支配自然时，竟然也可能以克服自然的人为器具摧毁地球上所有的有机生命，从这时起，人逐渐疏离了自然。除此之外，对自然过程的知识愈是丰富，人愈是怀疑自然法则的存在，而本身则呈现出自然“邪恶不吉的面相”(a sinister aspect)。对于这个对人权与法律一无所知的自然，我们又如何能由其中推演出人权与法律呢？
十八世纪的西方人曾经从历史中求得解放，同样地，二十世纪的西方人也从自然中求得解放。历史与自然已经远离了西方人，在此种情况下，不可能再借着历史与自然的范畴来了解人的本质。另外一方面，始自十八世纪，在康德哲学的术语中， “人” (humanity或译“人类”、“人性”)只是一“限定的观念”(a regulative idea)，而在今天，它已变成一不容我们脱身的事实。于当今这种新的处境里，“人”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是自然与历史以前所扮演的，就此情况而论，是意指：享有权利的权利，或者任何个体均有身属于“人”之权利，必须受“人”本身所护卫。但这是否可能，并未确定。因为，这项观念是超越于现今国际法的领域之上，而此国际法依旧借着主权国之间的互惠协定与条约施与影响力；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这种认识是与那些希望重新揭示人权的人道主义者的认识，截然有别；于现今的事势中，超越群族、国家之上的畛域是不存在的。更进一步来看，并不是建立起“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就可以解决这种困境。如是的世界政府确实有存在的可能性；然而，从它的各种现实层面来看，它与理想心态的人所提倡的组织是不同的。违反人权的罪恶(此罪恶已成极权体制的特殊性格)通常由一种借口来加以自圆其说，是什么借口呢？对整体有益、有效用的权利，对于此整体的部份不一定有效益(希特勒的口号：“对德国人民有益的，就是对的”，此种扭曲的法律概念到处可见，但是只要古老的传统在宪法制度里依然能发挥效用，就可以阻止此口号的实现)。一旦宗教或自然法的绝对与先验的衡论原则失去力量，那么把权利与“有益于某事物”的观念——有益于个人，家庭、人民、大多数人——相认同合一的法律概念，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而如果“有益于某事物”指涉的对象是人类整体，那么此种困境便无法解决。因为，会有这么一天，任何一个人可以发现到：若有一个宣称包含整体人类的、组织严密的、具机械性格的人之体制产生，那么，这个体制必然名正言顺的下一结论道：为了人类整体，也依据大多数人的决意，最好是泯除所有确定的部分(指个人、社会、国家、民族一译注)；这是可能发生的，在现实层面上也是可行的。面对实际的真象(factual reality)之问题，于此地，我们又再度遇到政治哲学中最古老的困惑，只要基督神学为所有哲学与政治之问题所提供的参考架构依然稳固，那么这种因柏拉图的一句话——“不是人自身，而是上帝，才是所有事物的准则”——而引起的困惑也依然无法细密探究。
上述的这些事实与反省观点，看来似乎是具讽刺意味、尖锐地再度肯定柏克为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而提出的众人皆知的论证。柏克所提出来的论点是这样的：人权根本是一“抽象”之物；信赖那可以宛如生命般传给子孙的“遗传性”的权利，以及宁可宣扬“英国人的权利”，而不愿诉诸“不容剥夺的人权”才是明智之举。看来，上述提出的反省，事实是强化了柏克的此种主张。依照他的观点来看，我们享用的权利是根源于国家，因此，既不是自然法则、不是“上帝旨意”、也不是如罗伯斯比揭示的“人之种族”(human race)的人类之概念，才可作为法律的根源。
柏克揭示的这种具健全实用主义意义的概念，毫无疑问地，是可以照明我们各方面的经验。从各种事例中，我们可以了解：丧失民族、国家的权利也同时丧失了人权；近代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可证明：唯有恢复，或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才可能重获人权。人权的概念是奠基于“如此一个人的假定存在”(the assumed existence of a human being as such)之上；然而，那些坚信人权概念的人，一旦面临那丧失所有其它的特质与特殊关系——除了依旧是人之外——的人民，那么，人权概念必然崩溃。同时，以客观的政治条件来看，这个世界无法在人的抽象层面(既抽象概念下的人一译注)上发现任何神圣事物；缘此，作为人权之基础的人之概念——譬如：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美国人的定义)，或者他是人类的代表，或者人的内在存有自然法则的神圣要求(法国人的定义)——都无法帮助我们去发现问题的解答。
屠杀营里的侥幸生还者、集中营或战俘营中的人犯，甚至是那些“无国藉民”，若没有柏克揭示的论证，则不可能了解：纯粹抽象的人之概念是他们最危险的敌人。由于此种抽象的人之概念，他们才被看成为“野蛮人”，也由于它，他们才惧怕；由于被看成为“野兽”，因此有被消灭的可能；更由于抽象的人之概念，他们才一心一意坚指其国籍与民族性——这是他们的公民权的唯一表征——只要他们依旧是人，依旧与人之群体息息相关，这种坚指的力量会是巨大无比的。他们不信赖自然权利，而宁可信赖民族、国家的权利，其因素在于他们了解：即使是野蛮人也可能拥有自然权利。柏克早已惧怕那自然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只会认可“赤裸裸之野蛮人的权利”，而因此把文明国家导入野蛮的情势、地位。只有野蛮人才会以他们的人之根源这种极脆弱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缘此，人民一旦丧失了国籍曾给予他们的权利与保护力量，则必然绝望地紧紧地抓住他们的国籍。只有他们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权利(指国籍一译注)才能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依旧属于文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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