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要点皆具关键性。彻底剥夺人权最明显最重要的特征是，从剥夺一个人的安居权利中表现出来。任何人必须安居于一块地方，唯有置身于此地，他的言论才能有意义，他的行动才有力量。任何人一旦不再身属于他出生地的群体，他的任何抉择也不再属于这个群体，或者一旦被置于一种处境中，别人对他的处置(除非他犯了罪过)不再是依据他的所作所为，那么，某些比自由与公理——这是公民权的张本——更根本的事物，就真的是处于险境。这种困境就是民众被剥夺了人权之境况。他们不是被剥夺了享有自由、争取自由的权利，而是被剥夺了行动的权利；也不是被剥夺随意思想的权利，而是被剥夺了发表意见的权利。在此种情况下，公理与不义、福社与不幸是依照偶发情况，而不是依照他们所作的、所曾经作过、或可能会作的事，而加诸于他们身上。
唯有数百万人民(因为崭新的、全球性的政治情况)丧失且无法重新获得这些权利时，我们才能了解到享有权利——也就是说，生活在一种人按自己的行动与言论而被论断的情势中——以及身属于有组织的群体的权利是存在的。麻烦的是，这种灾难并非起因于缺乏文明、文化落后、或者是专制体系；相反的，这种灾祸是无法弥补的，之所以无法弥补，是因为在这个地球上再也没有“不文明”的地方，是因为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是开始生活在一个“大一统的世界”中。就因为我们是全然组织起来的人类(a completely organized humanity)，所以丧失家园与政治地位才等于是“被排斥于全人类之外”。
在此情况发生之前，我们今日所称谓的“人权”曾经被认为是“人类必备条件” (the human condition)的特征，没有任何一位暴君可以剥夺它。人权丧失就是意指丧失一切与言论有关的事物(始自亚理斯多德，人就被认为是一有能力支配思想与言论力量的生物)；同时，也意指丧失了所有的人际关系(始自亚理斯多德，人就被认为是“政治之动物”，也就是说，人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的生物)；换言之，丧失人权就是丧失人生活的某些最基本的特质。从某种生活的尺度来看，这即是奴隶的处境，缘此，亚理斯多德才会把奴隶排斥于“人”之范畴(category of people)以外。奴隶制度在根本上之所以违反了人权，并不是因为它剥夺人的自由(某些情况下，它确实如此)，而是因为它排斥了某一种类的人人为自由奋战的可能性——在暴君统治下，在近代恐怖政治支配下(不是在集中营生活的处境下)，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可能性——奴隶制度之所以违反人性，并不是因为一个人在战场被打败，而受其敌人的奴役(既使这是很悲惨的情况)，而是因为它成为一种制度，置身于这一种制度中，有些人“天生”是自由的，另有些人则“天生”是奴隶；除此之外，另有一项原因，那就是，任何人一旦忘记是他自己剥夺了同伴的自由，而且一旦把制裁罪恶的力重归诸于自然，那么，奴隶制度就违反了人性。然而，以现代世界发生的事件来看，我们甚至可以声称：既使是奴隶也身属于某种人之群体，因为奴隶的劳力是被需要的、被运用的，也被剥削的，缘此，他们依旧生活在人类的范畴之内。毕竟，欲成为一个奴隶还须要拥有确切、明晰的特性，以及社会中的安身之处——不同于抽象概念观照下的人，而实实在在是一个人。这场降临于无以数计的人身上的灾祸，并不是丧失了特异的权利，而是丧失了渴求群体生活的意志力，以及丧失得以护卫权利的群体。人可能丧失了我们所谓的人权，但依旧能保有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质素，那就是他的人性尊严。唯有丧失“国家的政治体”，人才会被排斥于“人类”范畴之外。
与上述所论的“丧失”(指丧失家园、丧失国家政府的保护——译注）相对应的人权，以及人权中所不曾提起的权利，是十八世纪的思想范畴所无法表现出来的；究其因素。则在于它们均假设权利(既人权一译注)是源自于人的“本质”——由此观之，人的本质到底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是透过自然法呢？是透过那以上帝之意象被创造出来的生物(指人一译注)呢？这都无关紧要的。人的这个本质到底关切的是“自然”权利呢？或者是“神的意旨”(divine commands)呢？这也是无关紧要的。关键之元素在于：它们赋予人的这些权利与人性尊严，即使是唯有单一的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也依然是有效且真实的；它们超然独立于人的复杂多元性之上；因此，任何人即使是被人之群体所排斥，而孑然一身，它们也依然是有效的。
当西方人首次宣示人权时，他们是坚信：人权独立于历史之上，也独立于历史烙印在某种社会阶层上的特权之外。这种崭新的独立包含着新发现到的人性尊严。然而，从一开始，这新的尊严就表现出多义歧异的性质。自然权利取代了历史权利，历史被自然所取代，同时也有一桩默会的基本设定，那就是：自然比起历史较不会疏离人之本质。“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与“人权宣言”(the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I'Homme)所运用的语言——譬如：“不可被剥夺的”、 “天生自然的”、“不证自明的真理”——皆意涵某种对人“本质”所抱有的信仰，相信人的本质是受成长与个体的法则(laws of growth laws of individual)所支配，从这种法则中，才有可能导出人权与人之法律。今天，我们或许更有能力来判断此种人的“本质”是谓何物；然而，西方的哲学与宗教数千年以来皆一再定义与重新界定这个“本质”，由此可见，它是对我们显现出深刻的潜在力量，尽管西方的哲学与宗教既不承认，也不怀疑这股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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