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生活于共同世界之外的人，其存在造成一种险境；他们虽生活于文明之中，但被抛掷于自然的给予事物里(意指退化成一位没有社会、国家，要之，既是没有任何公众事物关系人，他所拥有的只是自然给子他的事物一译注)，或者生活在彼此差异的处境中(由于缺乏公众事物的关联性，而只拥有自然给予的事物，而此事物的本质又是个别性的差异，故如是一译注)。他们缺乏将差异平等化的力量，这唯有成为一国协的公民才能享有；同时，由于他们没有权利参与“人为器具的世界”，故虽身属于人类的一份子，但只犹如一头动物身属于动物的族类一样。因丧失人权而令人困惑的是：一个人一旦变成“一般性的人”(a human being in general)——没有职业、没有公民权、没有任何意见、没有任何足以证实他与指明他的功绩，那么，“一般性的差异”(different in general)——没有彰显出任何事物，而只是表现出他的个体性，此个体性被剥夺了在共同世界中的表现能力与行动能力——就全然失去意义。
这种人存在所造成的危险可从两方面察明：第一个层面是极为明显的，那就是他们的成员倘若愈增加，则愈威胁我们政治的生活、我们的“人为器具世界”，即威胁了我们团结一致创造出来的共同世界；这种威胁的力量如同自然的狂野元素破坏人造的城镇与乡村的力量。威吓文明的致命力量不再是来自于“外在”(withont)，人已经主宰了自然，也没有任何野蛮人足以威胁他们所无法了解的事物(指文明的世界一译注)，如蒙古人威胁欧洲文明；甚至极权主义的兴起也是源自于我们文明的内部，而不是出自于外。另外的危险既是：由于迫使数百万的民众生活于野蛮人的处境中，以致这个普遍相互联结的文明世界，很可能从其内部产生无以数计的野蛮人。
附录
认知心与道德心——为W．H．奥登而撰
大谈“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我而言，似乎有些放肆，自以为是，因此，我觉得自己欠你们的，是一种自圆其说的观点。多年以前，我在反省“伊赫曼于耶路撒冷受审”(伊赫曼是德国纳粹党的一位高级将领——译注)这件事件时，曾经谈论过“我们惯常所说的邪恶，罪行，其实是陈腐的观念”(the banaldity of evil)，同时指出这并不是理论或学理，而是明示于我们眼前的事实：罪行、滔天巨大的罪行(如纳粹政党所犯的罪行——译注)，如果我们真的去追踪它的迹象、根源，则可以发现：迹象所显示的并不是当事者特别的邪恶癖性、病态，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当事者个人的素质可能是极为肤浅的。不论行径是多么罪恶，当事者既非邪灵也非邪恶的巨兽。在审判与警方的侦察过程中，对当事者的过去与行为所可能探索得到的唯一特别的性格是负面的，无功于了解他的罪行本身，这个性格并不是他愚蠢无知，而是他真的没有能力去思考。他不但扮演着一个特殊的战犯的角色，也曾经替纳粹政体效犬马之劳。同时，他可以毫无困难地接受另一套规范(rules)。他知道过去所认定的责任，现在却被指责为罪行，而且，对于这个崭新的裁判的法典，也毫无困难地加以接受，好似这个新的法典、规范不是别的，只是另一种语言规则(Language rule)。他只是在自己已经认可的有限的词汇的积存库藏里，再添加上一些新的词汇，唯有面临一种处境。而这种处境并非他有限的词汇可以理解、运用时，他才会真的感觉到彷徨无助，譬如，当他走上死刑台上，必须发表一篇演说词，而且必须强迫自己用那些无法贴切自己情况(正因为他并非幸存者)的普通葬礼惯用的陈腐词汇时，这才是令人觉得怪异的时刻。考虑一下他在被判死刑时(这个判决他是预料到的)留下的遗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简单的事实，正如审判期间，审讯与反讯问中显现出来的前后不连贯和恶名昭彰的矛盾并没有干扰到他一样。老生常谈的概念、既定的词汇、抱守约定成俗，标准化的表达与行为的规范，是社会认可，能够保护我们，防范实相干扰的一种功能作用，也就是防范我们对思考专注(thinking attention)所作的要求，这即是：思考专注要求所有事件与事实都因它们的存在而凸显出来。如果我们真的去回应这种要求，那么，随既会心神憔悴；而就伊赫曼来说，不同处在于：他很清楚地知道根本没有这种要求。
这种无思无虑引起我莫大的兴味。邪恶的行径（不只是消极之罪，也是积极的罪)在缺乏任何“基本动机”(法律所指称的)，甚至缺乏任问动机、任何特殊的利益兴味、意欲的支使情况下，是可能产生的吗？邪恶的癖性(不论我们如何界定它)，这种“立意去证明自己是恶棍”的痴性难道不是罪行的必然条件吗？我们判断的能力，分辨美丑、辨明是非的能力难道是依据于我们的思想机能(facuity of thought)吗？无法思考正跟我们所称的理知(conscience)的大挫败相脗合吗？这问题引起的另外问题，既是：思考的活动——对任何发生过的事情习惯作反省与审问、探究，而不考虑到任何特殊内容，也不求任何结果的活动——真有能使人免于罪行的“条件”的本质吗？(“理知”这个字眼，不论意义如何，只要意指“由自己去理解”，以及在思考过程中确实实现的某种知识，就指向这种方向。)最后，这些问题的迫切性不正因一件众人所知、令人骛骇的事实——只有善皇的人才受到“有愧于心”(bad conscience)的困扰，但这种困扰在真正的罪犯当中却不得见——而显得更为迫切吗？“有愧于心”与“问心无愧”成相倚之势。“有愧于心”消失，“问心无愧”才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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