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就是问题。用康德的语言来说，受一种不论己意为何，而“迫使我去掌握概念”的现象——起疑之事实(quaestio faeti)——激荡后，我不得不引起quaestio juris(法理上的问题)，也自问：“掌握它、运用它，于理站得住脚”吗？(有什么权利去掌握它、运用它？)
一
提出“何谓思考”？“何谓邪恶？”这样的问题，但这两桩问题是属于哲学或形上学的，“哲学”或“形上学”意指一种研究的领域，而众人也皆知这个研究领域现在受人轻视，已经不那么的尊贵。如果受人轻视来自于“实证论”与“新实证论”的抨击，那么，在这里，我们或许不必多加关切。由于提出如此的问题而惹来的麻烦，与其说是起因于那些受抨击的人，不如说是因缘于那些视这些问题为“了无意义”的人。宗教的危机在一起跟不信仰的群众有别的神学家开始谈论“上帝已死”的假设时，就达于高潮，同样地，当哲学家宣布哲学与形上学结束时，哲学与形上学的危机就显现出来了。现在，这种情况有它的效益在；我相信对所谓“结束”这个名词的瞭解意义并非指上帝已“死亡”——从各种方面来看，“上帝之死”的概念真是荒谬、错误——而是指几千年以来思考“上帝”的途径已经不为人所信服；指也不是意跟人世间的人的表象相表里的老问题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而是指构思这些问题的途径与答案已经不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有价值。
被宣布结束的概念既是：最基本的，对“感觉”与“超感觉”(supersensual) 的区分，以及至少自帕弥尼德(Parmenides在苏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毕家——译注)以来流行的概念：不是感官所能觉识的事物——上帝或[大存有”或“第一原理”或“第一动因”或“形式理念”(the Ideas)——比表象更真实、更值得信赖、更有意义，这并不只是意指超越感官觉识，也是指置于“感觉的世界”之上。所谓的“死亡”也不只是指“永恒真理”的局限，更指它的解离。同时，一些替形上学辩护的人一再的警告：这种进展秉承着“虚无主义”的危险性，他们的警告之音也愈来愈尖锐；尽管他们自己并不企求声援，但自家也有一套利于他们立场的论证：一旦舍弃“超感觉的领域”(superasensual realm)，它的反面：几个世纪以来所了解的“表象世界”就被摧毁无遗。“实证主义者”所了解的“感觉”在“超感觉”灰飞湮灭下，也不能苟廷残存。对于这种现象，大概没有谁比尼采更清楚了解的了。这位哲学家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以隐喻和诗歌描述谋杀上帝，也因这件事而迷惑不知所措。在“偶像的黄昏”一书的章节里，他才澄清“查拉图斯特拉”一书中“上帝”的意义。“上帝”不只是形上学所瞭解的“超感觉领域”的象征：尼采更以“真实世界”(trueworld)取代它，他说：“我们已经抹煞了真实世界。剩下什么呢？或许，感官可觉识的事物吧？喔？抹煞真实界，也连带抹煞觉识物”。
在现在的处境下，形上学、上帝、哲学的“死亡”及其附带的实证主义的“死亡”可能是最重要的大事，然而，它们毕竟是思想事件，同时，尽管它们究竟关切我们的思考途径，但却不关心我们的思考能力(ability of think)，也就是说，不关心一桩很明显的事实：人是一种思考存有(man is a thinking being)，这意指：人都有一种倾向，而且，在免于生活压迫的情况下，甚至有一种需求(康德所说的“理性的需求”)，想要思考超越知识的界线，想要以智能、脑力作出不同于以智能、脑力作为认知与行为工具之不同的事。认知的欲望，不论来自于实际的必然需要、理论上的错综纠葛，或是尖锐的好奇心，一旦达到它所悬之鹄的，则圆满实现。然而，正因为未知者无以数计、广阔无涯，因此，我们求知的欲望永难满足，也因此，任何知识畛域都向更进一步可知的水平面开放，留于思想活动之后者，既是：日益增多的知识宝藏，而每一个文明都把这个宝藏加以保存、传延，以作为它世界的一部份、一集合体。认知的活动几乎是建构房屋的活动，正是“建构世界的活动”(a world-building activity)。然而，思考的倾向，或思考的需求，既使并不是源自于长期以来形上学所讨论的，且永无定论的“究竟问题” (Ultimate questions指人存在的根本问题，或讨论“上帝”、“意志自由”、“正义”………等问题”——译注)，却不可能得到形象可指的结果，也不可能终止于“智者、贤者”轮廓清朗的洞识。思考的需求只满足于思考活动本身，昨日思考而形成的思想唯有臻于我能够重新思考巳形成的思想的程度，才能满足今日思考的需求。
康德曾经明白的辨别“思考”与“认知”，辨别“理性”、思考、了解的需求与“智能”、渴望求得能确定、能参验的知识之间的区分，对于康德的这种分辨，我们习获良多。康德本人相信：唯有古老的形上学方面的上帝、自由与不朽的问题才会引起思考超越知识界限的渴望，他也“发现为求信仰，必须否定知识”，但康德思想的这种作为却整个推翻了那“必须遗望给后代”的未来的“系统化形上学”的基础。(见，康德“纯理性批判”，BXXX)。然而，这也显示出康德依然受形上学传统的束缚，未能全然了解他自己思想的结果，他“遗留给后代”的遗产反而摧毁了形上学系统的所有可能的基础。思考的能力与需求决非受限于任何特殊的主题(any specific subject matter)，譬如像这样的问题：理性激引问题，但理性也了解它没有能力回答。康德不会“否定知识”，但分隔了“认知”与“思考”，他不曾替信仰留个余地，但为思考求得一更广阔的空间。他确实，犹如他自己所提的建议，“扫除了理性自设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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