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战后的精英们只不过稍微比上一代人年轻些，上一代人被帝国主义利用和滥用。目的是为了除受人尊敬以外还要追求光荣的事业，所以去做赌徒、做间谍、做冒险家、做穿戴闪亮盔甲的骑士和屠龙手。他们同“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渴望“丢弃自我”(losing their Selves)，极度厌恶一切既存的标准。厌恶一切权力。倘若他们仍然记得“安全的黄金时代”，那么也会记得他们是多么恨它。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的热情是多么真诚。当1914年战争席卷欧洲时，感谢上帝的不光是希特勒，也不光是失败者。他们甚至不用责备自己曾受诱于沙文主义宣传，或者对纯粹自卫性质的战争作解释。精英们兴高采烈地走向战争，期望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整个文化和生命特质，都能随着“钢铁风暴”(Storms of Steel)发展(恩斯特．荣格[Ernst Junger]语)。用托马斯.曼精心斟酌的话来说，战争是“惩戒物”，是“净化剂”；“战争本身比胜利更能给诗人灵感。”或者用当时一名学生的话来说，“关键一向在于随时作出牺牲，而不是作出牺牲要争取的目标。”或者用一位年轻工人的话来说，“一个人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都无关紧要。一个人在一生中总想显示某种东西。”很久以前，知识界一位同情纳粹主义的人宣布说，“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时，我就会拔出手枪，”诗人们宣称他们厌恶“垃圾文化”，并且用诗句来号召“你们野蛮人、塞西亚人、黑人、印度人，将它踩在脚下吧。”
简而言之，这种对战前时代剧烈不满的虚无主义式爆发以及后来尝试使之恢复(从尼采和索黑尔到巴烈图[Vilfredo Pareto]，从韩波[Arthur Rimbaud]和T．E．劳伦斯到荣格、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马侯[Andrvé Malraux]，从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和纳恰耶夫[Sergi Nechayev]到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其实忽略了，在一个弥漫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念和道德标准的社会里，厌恶是多么正当的。然而同样地，“前线世代”(front generation)同他们选择的精神之父们形成明显对比，完全沉湎于一种愿望，想看到这整个虚假的安全、虚假的文化、虚假的生活的世界彻底倾圮。这种愿望如此强烈，它的影响力和说明度大大超过了先前在“价值转变”(transformation of values)时期的一切尝试，例如尼采的努力，索黑尔著作中指出的重新组织政治生活，巴枯宁关于复兴人类真实性的主张，韩波在纯净的奇异探险中表现的热爱生命。在毁灭中没有缓和、混乱和倾圮，这本身就带有最高价值之尊严。这些感觉的真实性可见诸于事实，这一代人中很少有人由战争之恐怖的实际经历医治他们对战争的狂热。战壕里的幸存者并未变成和平主义者。他们得到的经验却是认为，这一切可能会毫不含糊地将他们同可恨的体面环境分隔开来。他们纠缠于四年战壕生活的记忆，似乎他们为确立一种新的精英而构成了一种客观标准。他们不会受诱惑去使这种过去生活理想化；相反，战争崇拜者最早承认，机器时代的战争不可能养育骑士气概、勇敢、荣誉感、男子气等等美德，它强加给人的只是赤裸裸毁灭的经历，以及在屠杀的巨轮之下只能成为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的卑屈感觉。
这一代人记得战争是阶级崩溃和沦为群众的伟大前奏曲。战争以它那经常性的任意屠杀而成为死亡的象征，成为“伟大的平等使者”，因此也是一种新世界秩序之父。追求平等和正义的激情，渴望超越狭隘而无意义的阶级界限，丢弃愚蠢的特权和偏见，这些似乎都在战争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可以摆脱那种怜悯被压迫者和无继承权者的旧式恩赐态度。在日益悲苦和个人孤立无助的时代，似乎很难在怜悯发展成一种吞噬一切的激情时抵制它，也不用抱怨它无休无止地用一种比悲苦本身更明确无疑的态度来戕杀人的尊严。
在希特勒的早年生涯中，当时欧洲恢复现状对暴民的野心仍是最严重的威胁，他几乎完全诉诸前线世代的这些情感。群众在此显示的奇特无私，似乎只是一个数字，只作为一个小齿轮，在每日的改变中默默无闻，简言之。消灭虚假的具体的身分认同，执行在社会中的预定功能。战争被体验为“最有力的群众行动”，它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异，因此，即使受难(按传统的说法，受难标志着个人承受独特的、难以改变的命运)现在也被解释为“历史进步的一种工具”。民族差异也不会阻止战后精英们一心一意地希望投入的群众。第一次世界大战多少有点吊诡地几乎在欧洲消除了真正的民族感情，在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属于战壕里的那一代人一一无论他们是哪一边的——而不属于一个德国人或一个法国人。纳粹宣传的基础就是这种模糊的同志情谊，这种“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of fate)，于是在欧洲各国的各种退伍军人组织中大得人心，这也证明了即使在所谓的右派队伍中，民族主义口号也显得毫无意义。右派利用这些口号只是为了替自己的暴力行为辩护，而不是为了口号中那些具体的民族内容。
在战后欧洲知识界的一般气氛中，没有一种因素是新的。巴枯宁早就承认：“我不想成为我，我想成为我们。”。纳恰耶夫鼓吹“倒霉者”的福音，说他们“没有个人兴趣，没有事情纠葛。没有情感。没有归属，没有时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前线世代的反人道主义、反自由主义、反个人主义、反文化主义的本能，他们对暴力、权力、残酷出色而又充满机智的赞美，是由帝国主义精英们拙劣而又傲慢地作出“科学”诸证而开始的，他们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就是宇宙规律，扩张在其成为政治手段之前就是一种心理需要，而人必须根据这种宇宙规律来行事。前线世代的著作中特出的地方是他们的文学标准很高，并且带有深刻的激情。战后的作家们不再需要遗传学的科学说明，他们很少引用高比诺或豪斯顿．斯图亚特．张伯伦的著作集，因为它们早巳成为市侩庸人家居的文化装饰。他们不读达尔文的著作，而是读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书。如果说他们还相信宇宙规律的话，他们自然也并不特别关注要同它们一致。他们认为，暴力、权力、残酷都是人的最高能力，人在宇宙中无疑失去了地位，而又过分自傲地渴望有一种权力理论，借以将他们安全地带回到世界，与之重新整合。他们满足于盲目地参与体面的社会里禁止的任何事物，而无视其理论或内容，他们推崇残酷为主要美德，因为它同社会上虚伪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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