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确实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都分；但是恐怖更甚。甚至当极权主义政府达到了它的心理目的以后，还会继续利用恐怖手段：它的真正恐怖在于它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凡在恐怖统治达到完美的地方，例如在集中营里，宣传就完全消失了；甚至在纳粹德国，宣传也被明白禁止。换言之，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相反，恐怖是它的统治形式的本质。它的存在很少依靠心理因素或其它主观因素，就像法律在一个立宪国家内的存在不依靠违法者的人数一样。
恐怖作为宣传的对应，在纳粹主义中比在布尔什维主义中作用更大。纳粹并不打击著名人物，像它早先在德国掀起犯罪浪潮时那样（杀害拉德诺和厄兹伯格[Matthias Erzberger]）；相反，他们杀害社会主义的小活动家们，或反对党中有影响力的成员，试图向民众证明只有参加那些组织的人才有危险。这种大规模的恐怖还在相对较小范围内进行时，并逐渐扩大着范围，因为警察和法庭都不会认真地对攻击所谓右翼的政治犯法者执法。一个纳粹宣传家所说的“权力宣传”（power propaganda）是很值得研究的：它至少清楚地向民众表明，纯粹的权力比当局更大，参加纳粹组织比做一个忠诚的共和主义者更安全。纳粹在制造政治罪行时具体地利用了这一点，极大地强化了上述印象。他们对此总是供认不讳，从来不为“下级的过分行为”而道歉——只有纳粹的同情者们才作这类道歉——并且使民众印象深刻，看到他们与其它政党的“高谈阔论者”大不相同。
这种恐怖和歹徒的普通犯罪（gangsterism）之间的相似性已很明显．无需指出。这并不是指纳粹主义就是歹徒帮派，像人们有时作出的结论那样，而只意味着纳粹尽管不承认，它实际上学了美国的黑社会组织，而其宣传却承认是学了美国的商业宣传。
但是，极权主义宣传比直接威胁更具体，针对个人的犯罪行为就是利用间接的、掩盖之下的、险恶的暗示来针对一切不愿跟从他们教导的人们，在此之后，大规模屠杀渗透到一切“有罪”和“无罪”之人。布尔什维主义宣传威胁民众，说他们会被历史抛弃，落后于时代就会陷入绝望，只能虚度生命；而纳粹主义威胁说，民众的生活会违背自然和生命的永恒规律，他们的血液会无可挽回地、神秘地败坏。极权主义宣传非常强调其论点的“科学”性质，这一点常被人用来比较某些在群众面前作自我表演的广告技巧。而事实上，每一份报纸的广告栏都显示这种“科学性” （scientificity），制造商用事实和数字来证明，一个“研究”机构出马相助，例如论证他的肥皂是“世界上最好的肥皂”。同样地，宣传者充满想象的夸张中有某种暴力成分，例如小姐们如果不用这种牌子的肥皂．就会一辈子长粉刺，找不到丈夫，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垄断欲望的胡思乱想，梦想有朝一日，这位“惟一预防粉刺的肥皂”制造商会有力量剥夺所有不用这种肥皂的小姐们获得丈夫的权利。商业广告宣传和极权主义宣传这两者都明显地只是一种权力追求。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掌握了权力，这种科学证明的纠结就停止了。纳粹甚至抛弃了那些愿意为他们服务的学者，布尔什维克利用他们的科学家的名声来达到非科学的目的，强迫他们做骗子。
但是，经常被高估的群众广告和群众宣传之间的相似性，仅止于此。商人通常并不装扮成先知，他们往往不会表明自己的预言是正确的。极权主义的科学性的特点是几乎完全强调，科学的预言与老式的追溯历史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起源所显示的，无非就是它们的代言人假说他们发现了隐藏的力量，可以在命运链上给他们带来好运。当然，群众极被吸引，是因为“绝对系统（absolutist system）陈述一切历史事件是依靠与命运链相连的第一因，这个绝对系统本身在人类历史上就是压迫人的”。（托克维尔语）但是毫无疑问，纳粹领袖实际上并不只是利用宣传，他们也相信这样的理论：“事实上，我们越是认识和观察自然和生活的规律……我们就越是服从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深刻认识到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很明显，无需改动多少字，就能表达斯大林用两句话所说的信条：“我们越是精确地认识和观察历史与阶级斗争的规律．就越会遵从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取得伟大的成功。”无论如何，就斯大林关于“正确领导”的概念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解释了。
极权主义宣传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及其用预言形式发表声明的技巧提高到有效方法与荒谬内容的高度，因为从煽动技巧的角度来说，几乎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争论，只能从控制目前情形出发来发表论点、说只有未来才能显示它的优点。但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未发明这种程序，也并非这种程序的惟一使用者。现代政治普遍地在群众宣传中运用科学性，这被解释为是一般迹象，这种对科学的热中是西方世界自从数学和物理学在16世纪兴起以来的特点；因此极权主义在“科学变成偶像，可以巫术般地医治恶的存在，改变人性”的过程中似乎是最后一个阶段了。群众的兴起和利用科学性之间实际上很早就有联系。群众的“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他们曾希望出现“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它能消除个人行动与行为的无法预示性。昂方丹（B.P.Enfantin）常被援引作为例子，他早就能看到一种时代即将到来，“使群众感动的艺术”即将完美地发展，使画家、音乐家和诗人能够拥有一种力量，取悦和感动群众，其自信程度不亚于数学家解决一个几何难题，或化学家解释任何一种物质。其结论是：现代宣传就在此时此刻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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