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那些为数不多的针对纳粹对犹太人和东欧各民族的大规模暴行的抗议，不是由军人、也不是由与各国受人尊敬的“菲利斯丁”步调一致的群众提出，而偏偏是由暴民的典型代表希特勒的早年同伙提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当然也不会是希姆莱这位自1936年以后德国最有权势的人，那批“武装的波希米亚人”(海登语)之一，他的特征却很不幸地同知识界精英很相像。希姆莱本人“比较正常”，也就是说，不像纳粹运动最早的领导人，而像一名“菲利斯”。他不是戈培尔那样放荡不羁，不像性罪犯斯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不像骗子罗森伯格，不像疯子希特勒，不像冒险家戈林(Hermann Gǒring)。希姆莱有将群众组织到绝对控制的高度才能，认为大多数人不是放荡不羁者、疯子、冒险家、性罪犯、骗子，也不是社会上的失败者，而首先是安份守己工作的人、顾及家庭的良民。
“菲利斯丁”退回到私人生活，头脑简单地致力于家庭和职业，这是资产阶级私人利益至上信念早已退化的最后产物。“菲利斯丁”是资产阶级在自己的阶级中孤立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本身败落后产生的分化了的个人。希姆莱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而组织的群众。带有“菲利斯丁”的特徽，而不是暴民的特征，他们是资产阶级，在自己的世界倾圮之中只担忧个人安全，只要有一点儿挑衅，就会牺牲一切——信念、荣誉感、尊严。对于那些只考虑维护自己私人生活的人来说，最容易摧毁的莫过于他们的隐私和私人道德观。在经过几年掌权和系统地协调之后，纳粹可以正确地宣布：“在德国，只有睡着的人仍然是一个有隐私的个人。”
另一方面，公正地说来，精英中的一些人时常使自己受极权主义运动诱惑，有时由于他们的知识能力而被指责为极权主义的鼓吹者，应该指出．二十世纪这批绝望的人无论做什么还是下做什么，都不会影响极权主义，尽管他们在早期产生过一些作用，成功地迫使外界认真地接受他们的理论。凡是在极权主义运动取得政权的地方，早在政权开始它们的最大犯罪之前，就已经抛弃了这一整群同情者。智识的、精神的、艺术的创造力，对于极权主义来说，就像暴民的歹徒自发力一样危险。两者都比纯粹的政治反对派更危险。新的群众领袖一贯会清除每一种更高形式的知识分子活动，远远超过了他们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事物的天然厌恶。绝对的统治并不容许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中的自由创造力，不容许任何一种无法完全预见的活动。执政的极权主义无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无论他们是否同情极权主义，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能和创造力，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
第11章：极权主义运动
（一）极权主义的宣传
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极权主义本身的锐气所吸引；而只有用宣传才能赢得群众。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极权主义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使用暴力，并与其它政党共同获得必要的坚定支持者，巧言取悦公众。公众在此时此刻尚未与其它一切资讯来源隔绝。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和恐怖相辅构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指出，而且经常被如此认定。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只有在初期阶段，当政治反对派仍然存在时，才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在相反的事实面前，极权主义不会满足于宣称不存在失业现象；它会废除失业者的福利，作为它的一部分宣传。同样重要的是，拒绝承认失业——尽管是以一种相当出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古老的社会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或者另举一例，当斯大林决定重写俄国革命历史时，他的新版本的宣传中包含了将旧版本的书、文件连同作者和读者一起加以毁灭：1938年出版的新版官方共产党历史是一个信号，意味着那场屠杀苏联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超级大整肃结束了。同样地，纳粹在东方占领区起初主要利用反犹主义宣传来赢得对居民的牢固控制。他们不需要也不使用恐怖来支持这种宣传。当他们清除波兰的大部分知识分之时，并非因为知识分子们的反对，而是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波兰没有知识分子，而当他们计划绑架蓝眼睛金头发的儿童时，意图并非在于恐吓居民，而是要拯救“日耳曼血统”。
由于极权主义运动存在于一个本身是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它们被迫使用那种普遍认为是宣传的手段。但是这种宣传总是诉求于“外部范围”——无论是国内居民中的非极权主义阶层，还是国外的非极权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宣传诉求的这个外部范围可能变化很大；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极权主义宣传可能会针对自己国家里的几部分人，因为在经过足够的灌输之后，他们仍未采取协调一致的态度。在这一方面，希特勒在战时对他的将军们的演讲是典型的宣传，其特点主要是撒弥天大谎，这位领袖借此来娱乐他的客人，以图博取人心。外部范围也可以指一些运动的同情者，他们还未准备接受运动的真正目的；最后，甚至纳粹党员也常常被领袖手下的内部圈子（inner circle）或精英集团成员看作属于这类外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需要接受宣传，因为他们还不能可靠地接受控制。为了不至于低估谎言宣传的重要性，人们应该记得更多的例子，看到希特勒在界定运动的真正目的时，他是完全真诚的，直率而不含糊，然而公众还未准备好接受这种贯彻的说法，所以未被承认。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极权主义统治之努力限制其宣传手法，仅仅在于它的外交政策方面，或者它的国外各分部，目的是向他们提供合适的材料。每当国内的极权主义思想灌输与在国外的宣传路线相冲突时（战时在俄国发生过此类情形，这不是在斯大林结束他与希特勒联盟之时，而发生在对希特勒作战使之站到民主阵营一方时），在国内就将宣传解释为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只要有可能，对于被吸纳到运动内的人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已不再需要宣传）与对外部世界的真正宣传之间的区别，在运动取得权力之前就已存在。宣传与灌输之间的关系通常一方面取决于运动的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压力。运动规模越小，就越有能量扩展纯粹的宣传；外部世界对极权主义政权的压力越大——即使在铁幕后面，也不能完全忽视这种压力——极权主义独裁者就越会积极地从事宣传。根本的要点是，宣传的必须性总是由外部世界控制着，而运动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相反，灌输不可避免地与恐怖相伴，增强了运动的力量或极权主义政府的孤立，以及不受外部干涉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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