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过去只是一种边缘经验，通常是在像老年这样的边缘社会条件下经历的）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纪里日益增多的群众的一种日常经验。极权主义驱使和策动群众进人的无情过程。像是对这种现实自杀式的逃避。“冷冰冰的推理”和“抓住你，好象被老虎钳夹紧”的辩证法“强有力的触角”似乎像一个无人可信赖、无物用倚靠的世界里的一种最后的支撑物。正是这种内在强制（它惟一的内容是严格避免矛盾）似乎能在与其它人的一切关系之外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即使当他处于孤独，这种内在强制也使他陷入恐怖的铁拳，而极权统治尝试绝不让他独处，除非是让他处于孤寂的幽闭之中。运用摧毁人际一切空间、迫使人们相互反对的手法，甚至消灭了孤立的生产潜力。运用教导并且美化孤独的逻辑推理的手法，使人知道，如果他放弃了整个过程由此开始的大前提，他就会完全失败，连最小的机会——孤独可以转化为孤寂，逻辑对以转化为思想——也被抹去了。如果将这种做法同专制政治的做法相比，似乎是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荒漠运动起来，让一阵沙暴掩埋地球上各个部分的居民。
我们今天在政治领域生存的条件的确受到了这种吞噬一切的沙暴的威胁。它们的危险不在于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永恒的世界。极权统治像专制政治一样，带有它自己的毁灭性细菌。正如恐惧和产生恐惧的虚弱无能是反政治的原则，将人扔进一个与政治行动相反的情景，而孤独和从孤独中产生的最坏的逻辑——意识形态推理，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情景，包藏着一种摧毁一切人类共居的原则。但是，有组织的孤独更是危险，远甚于被一个人的残暴和恣意妄为的意志统治下造成的未经组织之人的无能。它的危险在于威胁要向我们所知的世界报复——在这个世界里，到处似乎都走到终点——在那一个从终结中产生的新的开端有时间宣告自己诞生之前。
除了这一类思考——它们作为预言。无甚效用，但很少给人安慰——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危机及其中心经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它作为一种潜势、一种始终存在的威胁、十分有可能从现在起就伴随着我们，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的其它形式政府，依靠不同的基本经验，总是与人类相伴随——无论有多少暂时的失败——君主政治、共和政体、专制政治、独裁政体及暴政。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惟一“神示”。开端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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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手稿于1949年完成，在诠释十九及 20 世纪的政治体制特色及其问题方面，本书的地位无可取代。本书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反犹太主义」说明 19 世纪中，西欧反犹主义的兴起；第二部分「帝国主义」检视自1884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第三部分「极权主义」处理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组织及运作，将焦点放在纳粹德国和史达林统治下的苏俄。欲了解极权主义的读者不可不读。
译者简介
林骧华
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1951年生，任职复旦大学出版社。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文论选》（1983）、《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1989）、《当代英国文学史纲》（1993）等。1988年获上海市青年文学奖中的翻译文学奖。
原著/汉娜·鄂兰（汉娜·阿伦特）
第十二章 执政的极权主义
当一种在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抱负全球化的组织在某一国家里夺得政权时，它就明显地使自己处于矛盾状态。社会主义运动却没有这种危机，第一，因为民族问题——指革命牵涉到的策略问题——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奇怪地忽略了；第二，因为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剥夺了第二国际对民族成员的控制之后，才面对建立政府的问题，而民族成员都认为，民族感情高于国际团结是一个不容改变的事实。换言之，当社会主义运动在各自国家夺取政权的时机到来时，它们早已变为民族的政党。
极权主义运动中从未发生过这种转变，包括布尔什维克和纳粹运动．在它夺取政权时，它的危机在于一方面可能接管了国家机器而“僵化”成一种绝对政府形式。另一方面，运动的自由可能被它掌权之处的领土边界所限制．对于极权主义运动来说，两种危险同样是致命的；走向绝对主义(absolutism)的发展会终止运动的内在驱动力，面走向民族主义的发展将会阻挠它的外部扩张，但是，若没有外部扩张，运动就不能继续生存。这两种运动，创建的政府形式，或者说，出自极权控制和全球统治的双重要求而几乎自动发展的政府形式，最典型的是托洛茨基的口号：“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尽管托洛茨基的理论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对一系列革命的预言，从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到反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它们将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只是这个术语本身意味着“不断”，并完全带有半无政府主义色彩．严格地说来，这是用词不当；然而连列宁也比较感兴趣于这个词。而不是它的理论内容。在苏联，革命以全面整肃的形式，变成了1934年以后斯大林政权的永久措施；斯大林集中攻击托洛茨基那个已半被遗忘的口号。因为他决定利用这种技巧。在纳粹德国，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同样的不断革命倾向。尽管纳粹没有时间将它实现到同样的程度。他们的“不断革命”也以清除党内派别开始。而公开地只敢声称“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因为“领袖与他的老卫士们都知道，真正的斗争还只刚刚开始”。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断革命观念，而是种族的“永远不停的选择”的观念，因此就需要经常使标准剧烈化，便于据此执行种族选择，亦即消灭不适于生存的种族。关键问题在于希特勒和斯大林都许诺要保持稳定局面。目的却是掩盖他们想制造永远不稳定状态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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