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时，极端化的做法立即开始了；人们甚至可能猜测，希特勒挑起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是，战争可以使他加快在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发展速度。但是，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并未因为像斯大林格勒那样毁灭性的失败而受阻，战争完全失败的危险只是另一种刺激，使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摆上桌面，全力以赴地尝试通过无情的极权组织来实现极权主义种族意识形态之目标，而无论时间多么短促。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一向与民众严格隔开的精英组织作了大规模扩展；军队的党禁开放了，军事指挥权从属于党卫军指挥官。党卫军心怀嫉妒地保卫的犯罪独占权也被放弃了，士兵们任意被指派参加大规模屠杀。军事、经济、政治诸方面的考虑都无权干涉花费极高、麻烦极多的大规模屠杀和驱逐的计划。
如果考虑到纳粹最后几年的统治和他们的“五年计划”，尽管他们没有时间执行，但是它的目标是消灭波兰和乌克兰民族，消灭1．7亿俄国人(在一项计划中提及此事)，西欧的知识分子，例如荷兰人和阿尔萨斯与洛林的人，以及根据即将执行的帝国健康法案或已制定的“社区外国人法”(community alien law)指定无资格生存的德国人，就像布尔什维克1929年(俄国极权主义专政的第一年)的五年计划一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庸俗优生学的口号，另一方面是经济高调，构成了“狂妄之举，其中一切逻辑规则和经济学原理都完全颠倒”的序曲。无疑，极权主义独裁者并非有意识地走上通向疯狂的道路。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对极权国家结构的反功利主义性质的迷惘产生自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是在研究一个正常的国家——是官僚主义、暴政、独裁的国家——我们忽略了极权统治者强调的话，他们将偶然夺得政权的国家看作是走向征服全世界的国际运动临时司令部，他们从几百年、几千年的角度来认识胜利和失败，全世界性的利益总是压倒了它们自己领土的局部利益。著名的口号“凡是对日耳曼民族有利，就是正确的”只是为了大众宣传；纳粹分子们听到的是“凡是对运动有利，就是正确的”，这两种利益并不永远相符。纳粹并不认为日耳曼人就是一个主人种族，世界属于他们，而是认为，他们应该由一个主人种族领导，就像其他一切民族一样，而这个种族正在诞生。主人种族的曙光不是日耳曼人，而是党卫军。希姆莱所说的“日耳曼世界帝国”(Germanic world empire)。或者希特勒可能会说的“雅利安”世界帝国，无论如何总是几百年以后的事。对于“运动”而言，更重要的是显示出，有可能用消灭其他“人种”来造出一个新种族，这比显示赢得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更有意义。使外部观察家感到这是“狂妄之举”的，在于运动绝对高于国家、民族、人民和由统治者自己拥有的权力地位的结果。真正的极权主义统治手段将绝对的、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先前从未试过这种手段的原因是普通的暴君从未发疯到拋弃一切有限的局部利益——经济的、民族的、人的、军事的——以迎合一种无限遥远的将来的纯粹虚构现实。
由于执政的极权主义继续忠于运动的原先宗旨，所以运动的组织手段和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也就不会令人惊奇了。党员与在前锋组织中的同路人之间的区别远未消失，导致已变成同情者的全体民众的“协调”。同情者人数大量增加，而党内力量则限于由几百万人组成的一个特权“阶级”，从中再制造一个由几万名精英组织成员构成的超级党。多重职位、职能复制、使党员与同情者关系适应新的条件，都只意味着运动有一种奇特的洋葱式结构(onion-1ike Structure)，其中每一层都遮着下一层更好斗的组织。国家机器转化为一种同情者官僚构成的前锋组织，它们在国内事务中的功能是在纯粹被协调的公民大众中传播信心，在外交事务中愚弄外部的非极权主义世界。领袖作为国家元首和运动领导者的双重能力，又结合了他个人极度好斗的无情性格和鼓舞人心的正常状态。
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极权主义独裁者比运动领袖更能够而且必须实践经常性的、大规模地撒谎的艺术．这部分是同行者队伍膨胀的自动结果，部分则由于一个政治家令人不愉快的话并不像煽动人心的党领袖那样容易撤销。出于这一目的。希特勒选择了直接回到旧式的民族主义，这是他执政之前多次谴责的；他装作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宣称国家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出口商品”，他同样抚慰日耳曼人和非日耳曼人，暗示当传统的民族主义德国的外交政策要求——归还根据凡尔赛和约割让的领土，并吞奥地利及并吞波希米亚的德语地区——实现时，纳粹的野心就会满足。斯大林同样地重视俄国公众舆论和非俄罗斯世界，他发明了自己的理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将世界革命的重担扔给了托洛茨基。
只有在极权统治的条件下，每日现实的虚构性质使宣传大多成为多余，这样才能安全地、有条不紊地向全世界撒谎。在执政之前；运动难以隐藏它们的真正目的——它们毕竟要鼓动群众组织。但是，既然已有可能用毒气室将犹太人像臭虫一样灭绝，就不再需要宣传说犹太人是臭虫了；既然有权力在向全国教导俄国革命史时可以不提托洛茨基的名字，就不再需要宣传反对托洛茨基了。但是，只能“期望”那些“意识形态上完全坚定”的人来使用执行意识形态目标的方法——无论他们是在共产国际学校还是在特殊的纳粹思想灌输中心获得这种坚定立场——即使这些目标还在被宣传．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必然使单纯同情者们从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就导致一种吊诡，“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会社”在它被国际礼节承认为正式成员之前。其性质和方法绝不会更带有密谋气息。希特勒在执政之前拒绝在密谋基础上组织政党甚至精英集团，这完全符合逻辑；然而到了1933年，他十分热心地帮助将党卫军改变成一种秘密会社。同样地，莫斯科指挥的各国共产党与它们的前身完全相反，显示出一种奇特的倾向，即使完全有可能处于合法态度，也宁可选择密谋状态。极权主义的力量越显著，它的真正目的就越变得秘密。要想知道希特勒在德国统治的最终目标，聪明的做法是研究他的宣传演讲和《我的奋斗》，而不是他作为第三帝国总理的预言；正如聪明的做法是别相信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话，这是他在列宁去世之后出于夺权之目的的权宜说法，而应该认真看待他反复表现出的对民主国家的敌视。极权主义独裁者们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正常姿态中的内在危险，即一种真正的民族政策或实际上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危险。他们想通过一再保证的话语和实际统治之间长期一贯的差异，通过有意识地发展一种总是言行相反的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斯大林曾执行这种平衡艺术(它要求比普通的日常外交更多的技巧)，使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路线的缓和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俄国党内的整肃。统一阵线政策和较开明的苏联宪法的起草，伴随着莫斯科大审判，这当然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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