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主义的政府显然不会在战争与和平事业上起用犹太人。但是在国际舞台上清除犹太人比起反犹主义来更具有普遍的、深刻的意义。正因为犹太人曾被当作非国家成分来使用，他们在战争与和平中显示价值，只要是每一个人在战争中都试图有意识地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只要每一个人的目标都是妥协中的和平和权宜之策的重建。一旦“胜利即死亡”成为决定性政策，战争事实上以彻底消灭敌人为目标，犹太人就不可能再产生作用了。这种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驱使着毁灭他们的共同生存，尽管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甚至灭绝一个特殊的群体生活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实质上的毁灭。但是、不断重复出现一种说法：只要允许犹太人加入纳粹运动，他们就会像德国公民一样轻易地成为纳粹分子，正如他们在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种族立法之前曾经加入意大利法西斯党，这只有一半是真的。只有在牵涉到个别犹太人的心理时，这才会是事实，当然，它和周围环境的心理氛围差别不会太大。但从历史意义上说，这很明白是错的。即使没有反犹主义，纳粹主义对欧洲犹太人的生存也是致命打击；赞同纳粹主义意味着自杀，不必然是针对犹太血统的个人，而是对于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而言。
除了第一个矛盾，即平等与特权(或说是以特权的形式、出于特权的目的允准的平等)的矛盾，决定了欧洲犹太民族在前几个世纪里的命运，还有第二个矛盾：犹太人是唯一一个非国家的欧洲民族，欧洲民族国家制度的突然垮台使他们比别的民族受到威胁更大。这一情形初看起来很矛盾。欧洲民族的代表们，无论是从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到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之流的雅各宾党人，还是从梅特涅到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这样的中欧反动政府的代表，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认真地关注欧洲的“权力平衡”。当然，他们试图将这种平衡转为对各自国家的利益，但是他们从未梦想过控制欧洲大陆，或完全消灭他们的邻居。为了在这种变动不定的平衡中取得利益，犹太人被利用，甚至成了欧洲各国共同利益的一种象征。
因此，犹太人遭到大灾难，之后是欧洲各民族灾难性的失败，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消灭犹太人这一着很容易使欧洲权力平衡解体，同时也很难使人理解消灭犹太人比异常残酷的民族主义或“旧有偏见”在不恰当的时候复活涉及更多的问题。当灾难发生时，犹太人的命运被看作一种“特例”，它的历史是根据例外的规律，因此，它的命运和一般情况无关。欧洲团结的破产立即反映在全欧洲犹太人团结的破裂。当德国开始屠杀德国犹太人时，其它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发现，德国犹太人是例外，和他们的命运不一样。同样地，德国犹太群体的崩溃之前，自己就先分裂成了无数小派别，每一个派别都相信并希望它的基本人权会受到特权的保护——应有特权，因为他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士兵，是参战士兵的子女，父亲在战场上作战牺牲的荣耀子女。看来似乎一切犹太血统的个人遭到绝灭都起始于犹太民族的冷酷的毁灭和自我分解，似乎犹太民族的生存都系结于其它民族以及其仇恨。
犹大历史还有一个最动人的方面，即犹太人的积极进入欧洲历史的起因是，他们在众多发展的或已存的民族国家的世界中是一种欧洲国际间的、非国家的成份。他们的这种作用比他们作为国家银行家的作用更长久、更重大，这是犹太人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新的现代型创造力的物质原因之一。他们的垮台与一种制度和一种政体的败亡——无论这政体是否有其它方面的缺陷，总需要并且容忍一种纯粹欧洲的成份——相伴随，这并非有失历史公正。
我们不应该忘记犹太人在欧洲的一贯辉煌的生存，哪怕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犹太历史无疑有许多不光彩的方面。少数意识到“犹太问题”这一方面的欧洲学者，对犹太人也不会有特殊的同情，只毫无偏见地评估整个欧洲情势。其中有法国十八世纪唯一的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他对犹太人并无敌意，认为犹太人是不同国籍的欧洲人之间有用的联结；还有威廉．冯.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他通过法国革命而目睹了犹太人的解放，他说当犹太人变为法国人时，就会失去他们的普遍性地位；最后还有弗里德利希．尼采，他出于对俾斯麦的日耳曼帝国的厌恶，而杜撰“好欧洲人”(good European)-词，这使他有可能正确地评估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有意义的作用，也使他免于落入廉价的爱犹主义(philosemitism)和自视优越的“进步”态度的陷阱。
尽管这种评估在描述表面现象时十分正确，但它忽略了体现犹太人奇特的政治历史中的最严重的吊诡。在欧洲各民族中，犹太民族是唯一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而且恰恰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一向很期望、并且适适合于任何国家和政府结盟，无论这些政府和国家可能代表什么。另一方面，犹太人没有政治传统和政治经历，他们很少意识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张力，对于其新角色所面临的明显的冒险性和权力可能性也很少有所意识。他们提供的少数政治知识和传统实践，首先始于罗马帝国，那时他们受罗马士兵的保护，后来在中世纪，他们寻求并接受遥远的君主和教会当局的保护，以抵御人民和地方统治者的伤害。他们从这些经历中多少得出了结论，即当局，尤其是高层统治当局，对他们是有利的，而低层官吏，尤其是普通人，对他们是危险的。这种偏见虽表达了一种确定的历史事实，但不再符合新的情况，此一偏见深深地植根于大多数犹太人的共同心理中，就像对犹太人的偏见为异教徒普遍接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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