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又崛起，有产阶级才开始改变他们原先对国有商业无利可图的估计。帝国主义的扩张随着暴力工具的不断完善和国家对暴力机器的绝对控制，使国家具备一种有利可图的商业地位。当然，这就意味着犹太人慢慢地、但是自动地失去了他们排他性的独特地位。
但是，犹太人的丰厚财富以及他们从卑微地位上升到具有政治意义的地位，如果在发展中的民族国家仍然局限于商业功能，就会更早地结束。十九世纪中期，一些国家已有足够的信心摆脱对犹太人向政府信贷的财政支持的依赖。再者，国民们渐渐意识到，他们的个人命运越来越紧系于国家命运，这使他们随时准备向政府提供更多的信贷。平等本身的象徽是能获得政府的各种债券，而公债最终被认为是最保险的资本投资形式，因为国家能够发动民族战争，它是事实上能够保护公民财产的唯一机构。从十九世纪中期起．犹太人犹能够保持其显着地位，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有另一种重要的关键角色，这种角色和他们参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土和政府，他们一向只是欧洲国际间的成分((inter-European element)；民族国家必然保留这种国际地位，因为犹太人的金融服务必须依靠它。但是，即使当他们的经济作用耗尽了，犹太人的欧洲国际间地位在民族冲突与战争中对于民族来说仍然十分重要。
当民族国家对犹太人的服务的需要程度慢慢地、合乎逻辑地从欧洲历史的总体环境中发展时，犹太人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不断上升。这对于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邻居来说都是既突然，又出于意料之外。在中世纪后半期，犹太贷款人失去了先前的一切重要性，在十六世纪初期，犹太人已经被逐出城市和贸易中心，只能在乡村间活动，因此对他们的统一保护从高层当局改变为由地方小贵族提供不甚安全的地位。在十七世纪里出现了转折点，三十年战争期间，正因为犹太人分散在各处，这些地位低下、作用不大的小贷款人可以保证向远方地区军阀的雇佣军队提供必要的军需供应，并可借助小贩们的力量从各省购买粮草。由于这些战争仍然是半封建性质的，或多或少只是和君主的私人事务有关，不牵涉其它阶级的利益，也得不到人民的援助，犹太人从中获得的地位就非常有限，而且几乎看不出来。但是由于此时每一个封建王室都需要一个宫廷犹太人之类的角色，所以宫廷犹太人的人数就增加了。
只要这些宫廷犹太人替作为贵族的封建小领土服务，并不有志于代表任何中央权威，他们就只是社会上一个群体的仆人。他们管理的财产、出借的金钱、供应的物资。都只能看作是主人的私有财产。所以这些活动都不会将他们牵连进政治事件中去。无论犹太人被仇恨或受宠幸，他们都不会变成重要的政治问题。
但是，当封建领土的作用产生了变化，当他地位上升至君主或国王，他手下的宫廷犹太人作用也随之改变。犹太人作为一疏离分子。对他们所处环境的这种变化不甚感兴趣，总是最后一个意识到自己地位已提高的人。就他们而言，他们继续管理私人商业，他们的忠诚仍然属于私人问题，和一切政治考虑无关。忠诚意味着诚实，它并不意指在冲突中站在哪一边，或为了政治理由保持真实。向军队提供物资，提供食物和衣服，借钱给领主雇用军队，这些都只意味着对商业伙伴的利益兴趣。
犹太人和贵族的这种关系是犹太团体和另一个社会阶层保持关系的唯一一种。这种关系在十九世纪初消失以后，再也未被其它关系取代过。它的唯一残余对犹太人而言是对贵族头衔的嗜好(尤其是在奥地利与法国)，对于非犹太人来说，一种自由派反犹主义(1iberal antisemitism)的观点将犹太人与贵族阶级凑在一起，说他们以某种金融联盟的方式反对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这种说法在普鲁士和法国很流行，只要犹太人还未获得总体上的解放，总显得有某些道理。宫廷犹太人的特权的确很像贵族拥有的权利和自由，事实上，犹太人也很害怕失去特权，因此也会用同样的论点来反对和贵族阶级成员一样，平等。这一似乎有理的说法在十八世纪更为人所接受，当时大多数享有特权的犹太人都获得了小贵族的头衔，在十九世纪初，和犹太社群失去连系的犹太富人便寻求新的社会地位，并开始模仿贵族阶级。但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结果，首先因为贵族很明显已在没落，而相反的，犹太人的地位则不断上升。其次是因为贵族本身(尤其在普鲁士)恰恰变成了第一个产生反犹主义思想的阶级。
犹太人在战争中曾经是君王们的军需供应者和仆人，但是他们本身并不想、也没有介入冲突。当这些冲突扩大成为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他们仍然保持国际分子的身份，他们的重要性和有用性恰恰基于不束缚于任何民族原因。犹太人不再是银行家和战争军需商(由犹太人金融支持的最后一次战争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勃莱赫罗埃德（Gerson Bleichroeder)在俾斯麦拒绝普鲁士国会的贷款后出资帮助了他)，他们成了和平条约的金融顾问与助手，并且以一种组织下严密的、无规定的方式成了消息提供人。最后两次不用犹太人帮助而签署的和平条约是维也纳会议和大陆霸权们与法国的条约。勃莱赫罗埃德在1871年德法和平谈判中的作用比他对战争的帮助有意义得多，在七十年代末期，他还提供了更重要的服务，通过他同罗斯希尔德家族的联系，他为俾斯麦提供了一条通向英国首相本杰明．狄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的间接消息渠道。凡尔赛和约是犹太人扮演重要顾问角色的最后一次。沃尔特．拉德诺(Walter Rathenau)是以国际犹太人关系网而在民族舞台上出名的最后一名犹太人，他是魏玛共和国的命舛运蹇的外交大臣。正如他的同侪们在他死后所说的，他贡献出了自己在国际金融界的声望，到处支持在国际舞台上没没无闻的犹太人进入新的共和国担任部长职务，为此付出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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