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最初几个阶段，秘密警察和党的精英组织仍然发挥了一种作用，它与其他形式的独裁和历史上著名的恐怖政权的作用一样；他们的方法过于残酷，在现代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却是无与伦比的。深挖秘密敌人和追踪前反对派的第一阶段，通常是将全体居民都拉进前锋组织，重新教育老党员从事革命的特务工作，以使同情者们的同情虽然相当疑惑，却无须惧怕受过专门训练的警察干部。在这个阶段，如果谁偶然怀有“危险思想”，他的邻居就会成为比官方指定的政治代表更危险的敌人。清除了公开的或秘密的有组织的抵抗，这是第一阶段的结束；这一阶段的结束时间大致是德国的1935年和苏俄的1930年。
只有在完全消灭了真正的敌人，开始捕捉“客观的敌人”(objective enemies)时，极权主义政权的恐怖才成为真正的内容。借口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或者利用某一块领土作为革命的实验室，或者实现“德国民族共同体”，才开始实行极权主义的第二项主张，即要求极权统治。尽管从理论上讲，全面统治(total domination)只有在统治全世界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但是极权主义政权却证明了这一部分极权主义乌托邦几乎可以完美地实现。因为它暂时还不涉及失败或胜利，因此希特勒即使军事上受挫，他仍能为消灭犹太人和建立死亡工厂而感到高兴，无论最后结果是什么，若无战争，就绝不会有可能“烧毁桥梁”，实现极权主义运动的某些目标。
纳粹运动的精英组织和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干部”是为极权统治服务，而不是为掌权政府的安全服务。正如极权主义号称统治世界只是在外表上和帝国主义扩张一样，极权统治也只是似乎像专制主义的学生．如果说，极权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主要差异是，前者不承认国内和国外的区别，那么，专制政治的秘密警察和极权主义的秘密警察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后者并不追踪秘密思想，并不利用旧的秘密警察方法，即挑拨煽动的方法。
由于极权主义秘密警察在一个国家平息之后才开始活动，在一切外面观察者看来，它总是显得完全多余——或者相反，误导人们认为有着某种秘密的抵制。秘密警察的多余性(superfluousness)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总是被迫证明自己的有用性，在最初的任务完成之后保持自己的工作。出于这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使对革命史的研究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例如，在路易．拿破仑统治下，似乎没有一项反政府的行动不是由警察引起的。同样地，沙皇俄国一切革命政党中特务的作用显示出，若无他们“煽动”挑拨的行动，俄国革命运动就不会那样成功。换言之。挑拨行动极大地帮助维护传统的延续性，也一再打断革命的组织工作。
挑拨煽动的作用十分可疑，这也许是极权主义的统治者放弃它的原因之一。再说，挑拨行动只有在怀疑还不足以构成逮捕和惩罚时才明显地需要。当然，没有一个极权主义统治者会梦想有条件使他能诉诸挑拨行动，以使他认为是敌对者落入陷阱。比这些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极权主义在执政之前，只根据意识形态来确定它的敌人是谁，以致各种“可疑分子”(suspects)的范畴也并不通过警方情报来确定。所以，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或苏俄的前统治阶级的后代并不是任何一次敌对行为的真正嫌疑犯；他们已经根据意识形态，宜布了其政权“客观的”敌人。
专制政权和极权主义的祕密警察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可疑分子”和“客观敌人”之间的区别。后者由政府的政策确定，而不是根据他是否有推翻政府的欲望。他绝不是一个思想是危险的，或其历史很可疑的个人，而是一个“带有倾向的人”(carrier of tendencies)，就像带有一种传染病一样。从实践角度来说，极权主义统治者开始时像一个不断侵扰别人的人，直到每一个人都知道后者是他的敌人．以使他能自圆其说地出于自卫而杀死他的敌人。这当然有点残酷，但是很有效——因为每一个目睹者都知道某些成功的阴谋家是如何消灭竞争对手的。
使用“客观敌人”的概念，对于发挥极权主义政权的功能。比对于各种范畴的意识形态定义要重要得多。假如这只是一个仇恨犹太人或仇恨资产阶级的问题，那么极权主义政权在犯了一次巨大的罪恶之后，便可以回到正常生活和正常政府的规则上来。而我们知道，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客观敌人的范畴大大超过了运动最初在意识形态上确定的敌人；新的客观敌人是根据变化的环境来发现的：纳粹预见到完成灭绝犹太人，他们早已做好了预先的措施来消除波兰民族，而希特勒甚至计划除掉某几类德国人；布尔什维克从过去的统治阶级的后代开始着手，接着将完全的恐怖对准富农(在30年代)，再接着是波兰血统的俄国人(在1936年到1938年之间)，在战时是鞑靼人和伏尔加流域日耳曼人，战后红军占领军中的前战俘和战斗单位，以色列建国后的俄国犹太人。对这些种类的选择绝不完全是任意的；由于他们被用于在国外的运动中作宣传，所以必然显得是可能的敌人；选择一个具体的种类。也许只是出于运动在总体上的某种宣传需要——例如苏联政府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反犹主义，这也许是考虑要在东欧卫星国中赢得对苏联的同情。要求“客观地”认定的敌人主动坦白罪行的公开审讯也是出于这些目的；在表演时，最好是那些接受过极权主义思想灌输的人能够“主动地”懂得自己“客观上”有害于国家，并且“为了事业起见”坦承自己的罪行。“客观反对者”(ob-Jective opponent)的概念根据流行的情势而改变定义——所以，一旦清除了一种人，就会向另一种人宣战——确切地符合实际形势，由极权主义统治者一再重申：他们的政权不是一个任何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一种运动，它的前进道路上经常遇到新的障碍，需要清除。只要谁能说出极权主义制度内部有何合法思想的话，“客观反对者”必然是它的中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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