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国家的无结构状态(structurelessness)，忽视物质利益，摆脱利润动机，一般的非功利主义态度，都无与伦比地使当代政治变得不可预测。非极权主义世界无法把握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它不根据人和物、不依靠可估计的行为来发生作用，完全漠视民族利益和人民的福利，使自己在判断力上产生奇怪的两难：凡是正确理解极权主义组织和警察之可怕效率的人，都可能会高估极权主义国家的物质力量，而凡是明白极权主义经济之浪费及无能的人，却都低估了可以无视一切物质因素时所创造的权力潜力。
二 秘密警察
直到现在，我们还只知道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正式形式：1938年后的国家社会主义专政，1930年以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专政。这两种统治形式与其他各种独裁、君主专制和暴政统治的形式根本不同；它们尽管以某种连续的形式从政党专政中发展起来，但是它们的极权主义根本特征是新的，不可能产生于一党制。一党制的目标不仅是夺取政府行政权，而且用党员充实所有的职位，达到国家和政党的完全合并，以使党在夺取政权后变成政府的宣传组织。这种制度仅从反面意义上是“极权的”(total)，即占统治地位的政党不会容忍其他政党、反对派和自由政治观点。一旦政党专政掌握了政权，它就使原先国家与政党之间的权力关系保持原状；政府与军队像以前一样行使权力，“革命”的事实只不过是一切政府职位现在都由党员占据。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政党的权力垄断由国家保障。党不再拥有自己的权力中心。
在极权主义运动执政之后发动的革命带有相当激进的性质。从一开始起，他们有意识地努力维持目家与运动之间的根本区别，努力防止运动的“革命”机构被政府吸收。夺取国家机器而又不和它合并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其方法是允许在运动中只有次要作用的党员上升至国家机构的层级体系。一切真正的权力都在运动的组织机构里，而在国家和军事机器之外。在运动内部决定一切国家事务，运动始终是国家的行动中心；政府官员们常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党员若有野心想爬到部长位置，在一切情况下，他为这种“资产阶级的”愿望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他对运动的影响和领导者的信任。
执政的极权主义利用国家作为它的外表，来代表它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的位置。极权主义国家本身是极权主义运动的逻辑继承人，它借用了后者的组织结构。极权统治者以对付非极权政府的方法，在执政之前对付议会各党和党内务派，在一个扩大了的国际舞台上，又一次面对那个双重问题：在现实世界的冲击力之下掩盖运动(或极权主义国家)的虚构世界，向外部的正常世界显示类似的正常状态和常识。
在国家之上，在表面权力的背后和眼花缭乱的职位之中，存在着一切权力更迭，而在无效率的混乱之下，存在着国家的权力核心、秘密警察的超级效率和超级工作能力。强调警察是唯一的权力工具，相应地忽略表面上是更强的权力库的军队，这是一切极权主义政权的特征。其中一部分原因可以解释为极权主义统治世界的野心，以及它有意识地废除外国与本国、外交与内政之间的区别。训练来和外国侵略者作战的军队向来是一种可用于内战目的的可疑工具，既使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他们也发觉自己很难用外来征服者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民。在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的价值也变得很可疑。由于极权主义统治者以假设一种最终的世界政府为基础来推行他的政策，所以他对待自己的侵略所造成的受害者就好像他们是反叛者，犯了最高叛逆罪，结果选择用警察来统治占领地区，而不是用军队。
甚至在运动夺取政权之前，它也拥有一支秘密警察和间谍机构，在各国建立分部。后来，它的代表得到比正规军情报机构人员更多的金钱和权力，常常成为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秘密首领。它的主要任务包括组织第五纵队，指挥运动的国外支部，影响各国内政，从总体上使极权主义统治者——在推翻政府或取得军事胜利之后——能够公开感到行动自如。换言之，秘密警察的国际支部是传送带，经常将极权主义国家的表面外交政策转变成极权主义运动潜在的国内事业。
但是，秘密警察为准备极权主义统治世界的乌托邦而完成的这些功能，对于那些要求在一个国家里立即实现极权主义虚构的人来说，还是次要的。秘密警察在极权主义国家的国内政策上所产生的主控作用，自然地使人们普遍误解极权主义。一切专制主义都倚重秘密警察，感到自己的人民比外国民族威胁更大。但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这种相似之处只出现在极权主义统治的第一阶段，这时还有政治上的反对派。在这一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极权主义利用(并且有意识地支持)了非极权主义国家的误解，而无论它们之间根本不能互补的程度如何。希姆莱在1937年对国防军参谋总部那次著名讲话中。假设了一个普通暴君的作用，他用假设存在一种“战争情况下的第四个舞台，即德国国内”，来解释警察力量的不断扩展。同样地，斯大林几乎在同时也一半成功地说服了老布尔什维克卫士们(他需要他们的“坦白”)，使他们相信一场战争正威胁着苏联，因此，即使在暴君之后，全国必须在紧急状态下保持结合。这些说法最引人注目的是，两者都发生在政治对立派被消灭以后，秘密警察扩展了，但是事实上已没有需要监视的反对派。战争发生时，希姆莱在德国本土既不需要，也不使用他的党卫军部队，只用于管理集中营和监视外国奴工；在东欧前线服务的武装党卫军用于“特别任务”——通常是大规模屠杀——和强化经常同军方以及纳粹文官发生冲突的政策。党卫军组织就像苏联的秘密警察一样，通常在军队平息了占领区之后到达，对付胆大的政治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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