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正常世界的正常状态最有效地保障极权主义大规模罪行不被揭露。“正常人不知道一切都是可能的”，他们面对巨大的荒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正如群众在面对正常现实(他们在其中没有位置)时不相信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一样。极权主义政权为何能如此地实现一个虚构颠倒的世界，原因是外界的非极权世界也总是包含极权主义国家本身的很大一部分人，在面对真实的狂妄时也抱持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也逃避现实，正如群众在面对正常世界时的做法一样，常识拒绝相信巨大的荒谬，这倾向也常常由极权统治者强化，他一心使可靠的统计数字、能控制的事实和数据绝不公开，以致关于活死人的地点只有主观的、难以控制的、不可靠的报道。
由于这种政策，我们所知的只有极权主义实验的部分结果。虽然我们已有来自集中营的足够报道，可资评估极权统治的各种可能性，瞥见“可能”的地狱，但是我们不知道极权主义政权性质转变的程度。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周围有多少正常人会愿意接受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即付出缩短寿命的代价，确保完成他们的一切事业梦想。极权主义宣传，甚至是某些极权主义机构，符合了新的无家可归群众的需求，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如果他们进一步受到失业的经常威胁，会高兴地默许一种“人口政策”，其中包括定期消灭多余的人，又有多少人一旦完全掌握了逐步承受现代生活重担的能力，会乐于和一种制度保持一致，自发地消除责任感。
换言之，我们知道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运作和特殊功能．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秘密会社的“秘密”如何有效地、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了我们这个时代里群众的秘密欲望和秘密共谋。
三 全面统治
极权主义政权的集中营和种族灭绝营用作实验室，极权主义的基本信念——“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在此经受验证。与此相比，其他各种试验都是次等重要的(包括医学试验，在对第三帝国医生们的审判中，医学界的恐怖事件都有详细记录)，这些实验室的特点是用来做每一种试验。
极权统治努力组织无限多元和无限区别的人，似乎将全人类只看作是一个人，只有每一个个人的各种反应可以降低到一种绝对不变的一致，使每一组反应能够与另一组反应随意互换，才能使极权统治成为可能。问题是要编造某种并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人的种类，像其他动物种类一样，其唯一的“自由”包含在“保存物种”之中。极权主义统治尝试通过精英组织的意识形态灌输和集中营里的绝对恐怖来达到这个目的；精英组织无情地从事暴行，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实践应用——精英组织必须在这个试验场上证明自身——而集中营相应的目标也设定为完成对意识形态的“理论”证明。
集中营不仅意味着灭绝人和使人类丧失尊严，而且被选用于在科学控制的条件下可怕的杀人试验，消灭人类行为的自发性表现将人类个性转变为一种纯粹的事物，转变成连动物都不如的东西；因为就我们所知，巴甫洛夫(Pavlov)的狗是一种倒错的动物，它被训练不是因饥饿而是因铃声而进食。
这种事在正常情况下绝不可能完成，因为自发性不可能完全被消灭，因为它不仅与人类自由有关，而且与生命本身有关，简单说便是保持生命。只有在集中营里，这种实验才完全是可能的，所以它们不仅是“已实现的最极权的社会”(戴维．罗赛特语)，而且也是全面统治中主导的社会理想。正如极权主义政权的稳定性依靠运动的虚构世界与外界隔绝一样，在集中营里的极权统治实验依靠对外界(即一般生活的世界)封闭集中营，即使对其他极权统治下国家也是封闭的。这种孤立可解释奇特的非现实和缺乏可信度(一切发自集中营的报道都具这种特征)，并且构成了真正理解极权统治的主要困难之一，理解正确与否都取决于这些集中营和种族灭绝营的存在；因为这些集中营是极权主义组织力量的真正中心机构，这听起来似乎不太真实。
幸存者们有许多报道。受苦越多的幸存者越不想叙说那些超过人类理解和经验的事情——苦难使人变成了“不会抱怨的动物”。这些报道都未能激起一向能发动人类正义感的激情和愤怒。相反，任何一个讲起或写到集中营情况的人仍然被看作有嫌疑；如果说话者坚决回到生活的世界，他所言的真实性常常受到怀疑，自己因此也受到攻击，好像他错把噩梦当成了现实。
人对自己、对自己的实际经历的这种怀疑，只揭示了纳粹一向懂得的道理：决心犯罪的人发现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最广泛、最罕见的规模上将人们组织起来。不仅因为这件事说明了不完备的、荒唐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这一切恕罚；而且因为罪行之大，使杀人者能够以各种各样的谎言来宣布他们无罪，他们比叙述事实真相的受害者更能令人相信。纳粹们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去发现真相。希特勒散发了几百万册他的书，他在书中说，要想成功，就必须撒弥天大谎——这并未使人们不相信他，也未使人们不信纳粹令人讨厌的反复宣言，说犹太人会像臭虫一样被消灭(即使用毒气)，也未能使任何人不相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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