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很想用自由主义的理性化方式解释这种本质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潜伏着这种自由，受到常识的声音的引诱。通向极权主义统治之路经过许多中间阶段，走向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类同现象和先例的地方。极权主义最初阶段特别血腥的恐怖，确实是用来完全对付反对派的，以便不可能再遇到反对派；但是完全的恐怖只在克服了第一阶段的障碍之后发生，这个政权不再害怕任何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有人评论说，手段变成了目的，但这毕竟只是以一种吊诡的说法，承认“目的正确，手段就正确”的范畴已不再适用了，恐怖已失去了它的“目标”，它不再是恐吓民众的手段了。这也不足以解释革命(例如法国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孩子，因为即使在可以被说成是革命之子(他们以这种或那种资格——俄国革命派、政党的权力中心、军队、官僚体制——来跻身革命行列)的每一个人都被吞噬之后很久，恐怖却还在继续。从历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如今变成极权主义政府特有的许多事物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上几乎总有侵略战争；胜利之后杀戮敌方居民的事，在罗马人的怀柔政策(parcere subjectis)之后方才停止；几个世纪来，美洲、澳大利亚、非洲的殖民化伴随着对当地居民的灭绝屠杀；奴隶制是人类最老的制度之一，古代的一切帝国都以拥有的奴隶劳动为基础，靠奴隶建造起了公共大厦。甚至连集中营也并非极权主义运动的新发明。在布尔战争期间，在20世纪初，就首次出现了集中营，而且在南非、印度等地继续被用来对付“不理想分子”；我们在这里也发现第三帝国后来采用的“保护性拘禁”(protective custody)一词。这些集中营在许多方面和极权主义统治初期的集中营一样；它们被用于对付“可疑分子”，这些人的罪行无法得到证实，用普通的法律程序无法审判他们。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指向极权主义的统治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利用、发展和集中使用的成分，其基础是虚无主义的原则“一切都是许可的”，他们继承了这条原则，并且信以为然。但是，凡在这些新的统治形式自称正统的极权主义结构的地方，他们会超越这条原则(因为它仍然出于功利主义的动机和统治者的自我利益)，并且将手试探到一个我们至今尚不完全清楚的范围去：在那个范围内，“一切都是可能的”。最具特征的是，这个范围不会受到功利主义动机和自我利益的限制，更不用说受自我利益内涵的限制了。
与常识背道而驰的不是“一切都是许可的”虚无主义原则，这条原则早已被19世纪功利主义的常识概念所囊括。常识和“正常人”拒绝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尝试理解那些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目前或收集到的经验中的各种因素。我们尝试区分我们都感觉到的犯罪事物，使之不被任何意图所掩盖。当我们面对着大量“生产”的尸体时，“谋杀”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尝试从心理学角度理解集中营囚徒和党卫军人的行为，必须明白的是，即使不摧毁人的肉体，心理也可以被摧毁。看来在某些情况下，心理、性格和个性只有通过其瓦解速度的快慢才能表现自己。最终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失去活力的人，即在心理上不再能被别人理解的人，他们回到在心理或其他方面可以理解的人类世界，就会很像拉撒路的复活。一切常识的陈述，无论带心理学性质还是带社会学性质，只用来鼓舞那些认为它“肤浅”到“猎取荣誉”的人的信心。
假如说，“集中营是极权主义统治最必然产生的机构”这句话是对的，那么“猎取荣誉”看来就是为了理解极权主义而必不可少的要点。不过，靠收集资料还不如靠那种很难与人沟通的目击者的报告。这两种材料里都有一种内在的倾向，想逃避经历过的事情；这两种类型的作者，或者凭直觉，或者凭理性，都很清楚地意识到那个可怕的地狱隔开了活人的世界和活死人的世界，它们最多只能提供一系列记忆中发生的事，这些事情在叙述者和听众看来一样不可思议。只有那些被这类报道唤起可怖的想象，但事实上自己的肉体未受过摧残的人，只有那些未经历过毫无人性的绝望恐怖的人，在面对实在的恐怖时，毫不动情地麻痹一切并非纯粹反应的事物，才能“思考”什么是恐怖。这类思想只有在观察政治环境和带动政治激情时才有用。任何一种个性的改变，不是由思考恐怖引起的，而是由真实的恐怖经验引起的。人之降低到一堆反应，像患精神病一样，使他和自己内心的一切个性或性格也彻底隔绝。当他像拉撒路一样起死回生时，他发现自己的个性或人格像他离开时一样未变。
正如恐怖或者强调恐怖不会引起他改变性格一样，也不能使人变好或变坏，所以不会变成狭义政治社群或政党的基础。尝试建立欧洲精英，其纲领是欧洲内的相互理解，其基础是欧洲共同的集中营经历，这很像另一种尝试，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前线一代的国际经验中得出的政治结论。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经验本身还不如虚无主义的陈词滥调更能相互沟通。例如，像战后和平主义这类政治结果，产生于一般对战争的恐惧，而不是产生于战争经历。不是产生出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洞和平主义，而是洞察现代战争的结构．由恐惧引导和推动，才有可能明白，只有一条标准能够证明一场战争是必要的——人们在某种状态下不想再生活下去，战斗是为了反对这种状态——而我们关于极权主义集中营虐待人的地狱的经验，使我们完全明白这种状态的可能性。因此．对集中营的恐惧和由此洞悉极权统治的性质，很可能有助于淡化一切从左派到右派的过时的政治差异。使它们获得政治上最重要的尺度，用以判断我们时代的各种事件，它们是否为极权主义统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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