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最残暴的专制国家里，这种恣意迫害也局限于对某种宗教或政治性质的观点，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或色情的社会行为，或某些新发明的“罪行”，这就会使集中营变得多余，因为长期以来，没有哪一种态度或观点能禁得起这么多恐怖的威胁；而且它首先会形成一种新的公正制度，完全具有稳定性，也不会无法获得一种新的法人身份，避免极权统治。纳粹的所谓“民众利益”(Volksnutzen)常常变动(因为今天有用的东西明天会变成有害的)，永远变动的苏联党的路线(常常是逆动的)几乎每天都在为集中营制造新的民众群体，它只保证了集中营能继续存在，由此继续完全剥夺人的公民权。
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下一步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这里有多少人仍然会相信，一次抗议会具有历史重要性？这种怀疑主义就是党卫军的真正杰作。他们的伟大成就。他们破坏了一切人类团结。这里的夜幕为未来降临。不留下目击者，就不会有见证人。死亡不再延迟，这是给死亡一种意义，行动才能超越人自己的死亡。为了能成功，连一个手势也必须具有社会意义。我们有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孤寂中。这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屈从的原因。”
集中营和杀害政治对手都只是“有组织的遗忘”的一部分手段，不仅包括公众舆论的载体，例如口头和书面文字，而且甚至延伸到受害者的家庭和朋友。悲哀和纪念是禁止的。在苏联，一个女人在丈夫被逮捕后肯定会提出离婚，目的是拯救孩子的生命；假如她丈夫有机会生还，她会愤怒地将他推出屋外。西方世界至今(即使在它最黑暗的时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作为承认一种事实的自证——我们都是人(而且只是人)。甚至连阿喀琉斯(Achilles)也出发去参加赫克托尔(Hector)的葬礼，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罗马人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教者列传，教会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集中营制造匿名的死亡(使人们不可能发现囚徒的死活)，使死亡作为完成人生的终结也被剥夺了意义。总而言之，他们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
这种对人的道德人格的攻击可能仍然遭到人类良心的反对，良心会告诉他，宁可作为一个受害者而死，也不作为一个刽子手官僚而活着。当极权恐怖成功地切断了道德人格的个人退路，使良心的决定绝对成问题和暧昧可疑时，它就取得了最令人可怕的胜利。当一个人面对选择，或者背叛(因此要谋杀他的朋友)，或者使他的妻子儿女(他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要对她们负责)去送死；即使他自杀，也意味着直接谋杀他自己的家庭——他如何作选择？这种选择不再在善与恶之间进行，而是在谋杀与谋杀之间作选择。纳粹分子们允许那位希腊母亲选择，她的三个子女中有一个必须被杀死，有谁能够解决批的难题？
通过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不再有足够的良心，也已完全不可能行善——极权政体的罪行中所有的人有意识地组织的共谋延伸到了受害者，因此造成了真正的极权。党卫军将集中营囚徒——刑事犯、政治犯、犹太人——牵连进他们的罪行，使他们对很大一部分的管理负责，使他们面对毫无希望解决的难题，或者送他们的朋友去死，或者帮助谋杀陌生人，在任何事情中都逼迫他们像杀人者一样行事。问题在于，不仅对有罪之人的仇恨被扭转了(仇恨“头目”比仇恨党卫军更甚)，而且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杀人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界限也常常变得模糊不清。
一旦道德人格被消灭了，仍然能阻止人被变成活死人的，只有个人的差异化和他的独特性。在严格的形式上，这种个体性只有通过持恒的禁欲主义态度才能保持，当然在极权统治下，许多人已经采取，并且每天都逃避到个人的绝对孤独中，没有了权利和良知。无疑，正因为人的这一部分人格从根本上依靠天性和意志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以最难摧毁(而当它被摧毁时，又最容易修复)。“
对付这种独特的人格的方法有无数种，在此就不——列举了它们开始于被押送到集中营来的路上种种可怕的条件，几百个人被赤条条地塞进一节运牛的货车车厢，互相紧贴，在乡村的路上左摇右晃几天来到目的地；到了集中营仍然如此，最初时刻的震惊是精心安排的。剃光头，奇怪的集中营服装；最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折磨，折磨计算精确到不杀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很快死去。这一切方法是用来摆布人的身体——有无限痛苦的可能——无情地摧毁人，就像对付器官性精神病一样。
正是在这里，整个过程的彻底疯狂变得最明显。折磨无疑是整个极权主义警察和司法机构的根本特征；它每天被用于逼人开口说话。由于这类折磨追求一种特定的理性目的，所以就有某些局限：或者囚徒在某一时间开口，或者被杀死。除了这种理性地操作的折磨外，在最初的纳粹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还有一种非理性的、虐待式的折磨。这大部分由冲锋队执行，它并无目的，也不成系统，大多由反常因素来开始的。它的致死率相当高。]933年进集中营的囚徒中，最初几年便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幸存者。这类折磨似乎不像是经过策划的政治制度，而是政体对其犯罪分子和反常者的默许，他们由此得到授予职务的奖赏。在冲锋队盲目兽性的背后，常常埋藏着对那些社会地位、知识、身体条件比他们好得多的人的仇恨和厌恶，他们现在好像要完成最狂野的梦想，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在集中营里，这种厌恶从未完全消失，使我们感到它是人类可理解的一种最后残存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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