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意识形态”显现在极权主义者身上的性格，一力而是表现“凡事皆可为”的虚无作风，一种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的狂妄；另一方面则是自认为执行历史或自然之动态法则的工具，一切作为因此不是自发性的，或是自律性的，而是法则支配下的傀儡，这造成极权主义者全然丧失“政治责任”的理念与承担。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8年版的《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一文，鄂兰从理论反省的层次，表述极权主义的本质，但整部著作的重点在于解释极权主义如何可能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形成：极权主义的以逻辑演绎与历史目的论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如何可能塑造社会之力量，得以蛊惑人的心思，愿意放弃一己之私奉献于它不断造成的运动？作为一位犹太人，鄂兰特别关注：基于甚么历史条件，犹太人成为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决意整体铲除的对象？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解释构成《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复杂、精微，且不时闪现高度之历史想象的叙述整体。
就历史叙述体的构成，鄂兰在此书的第一部分，“反犹主义”，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历史形成，解释犹太人——这没有建立一政治共同体而飘泊无根的民族——如何取得金融掮客的地位，成为欧洲金融界的显赫人物；但是作为一无国籍民，犹太人无法培养政治意识与参与政冶事务的能力，造成犹太人政治冷感与被动反应政治现实的习性（这是鄂兰解释犹太人现代命运的基本论点，也是激起她同胞之严厉批判的观点）。生活于非他们所属的国度里，犹太人不是成为政治社会的边际人物，就是戮力跻身上层社会的暴发户。在西方现代早期的发展，由于国际间金融借贷的需求，这无国籍的犹太人，因这性格，可以替各国政府穿梭引线，解决金融之问题，是为各国政府所需要的“有用之物”，同时，在讲求人权与法治的现代民族国家里，犹太人可以获得社会政治地位的保护，但犹太人所置身的安全处境只是暂时性的。到了 19 世纪，西方的现代政冶社会产生了无可化解的危机，犹太人丧失了他先前享有的安全稳固的地位。
鄂兰把犹太人的命运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危机相互关联，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二部分，鄂兰探讨西方现代性的进展中，“潜伏的暗潮”如何导致人本主义与启蒙之文明的崩溃，以及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她的论述不像学院之历史家探讨如“法国大革命之历史起源”的方法，她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特殊历史处境，去寻求纳粹之极权主义的根源，而是把它视之为可以表露西方现代性之阴暗底层的“巨大事件”，基于这样的解释立场，鄂兰也把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由于它奠基于马克思式的意识形态，解释为西方自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之产物，依此，我们可以说：鄂兰探讨极权主义的历史起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现代性之困境的反省与批判。
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鄂兰思考的问题是：到底是甚么势力蕴藏于西方现代文明之社会，而导致极权主义可以把人性转变成动物族类的属性？鄂兰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体系的运作为起点，说明资本主义如何把人固定的、满足其生存之必需的“私产”（property）转化成不断投资和再投资之无限流动的“资产”（wealth），这种转化也是孕育“资本主义意识”的过程，为扩张资产之原故而进行无休止的资产之扩张，以及以征服全地球为目的，构成了此意识的本质。
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一方面动摇了有一定疆域与宪政法治之一定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使国家逐步丧失在它治理的疆域里保障公民权与超越人种族群之上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执行资本主义扩张的所谓“帝国主义”在亚非的殖民经验中，孕育出“种族主义”，藉此合理化他们对殖民地的征服，同时，“种族主义”让他们确立以人之生物属性为本的政治共同体理念，而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公民权。除此之外，这些“帝国主义者”在执行资本主义的扩张原则时，所扮演的若不是以行政命令取代法治的官僚，就是隐匿身份的秘密特工，他们作为的取向即是破坏既定的法律或道德原则，这种帝国主义殖民经验塑造出另一种态度与理念：否定或隐藏自己的认同身份，以及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服务历史与生物之必然性的潜藏的势力，此种心态与理念（包括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成为 20 世纪中叶极权主义运动的动力资源。
在解释与论述从资本主义之扩张和帝国主义心态之形塑转向极权主义运动与支配的历程，引人兴趣的说明主题是 20 世纪的群众社会与极权主义之支配两者的关联，鄂兰的论述表现了她对人之道德心理的洞识。依鄂兰的分析，资本主义的“资产积累”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的原则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一大群“孤单”、自觉“多余无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拚命地追求物欲之满足，充满物欲之激情，罔顾公共事务，但是生活之支离与意义的丧失，使他们成为绝望之存有，他们既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共同参与政治之事务，更甚者，他们隔绝了其它人，也隔绝了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这种“隔绝”（isolation）与“孤单”（loneliness），意即：丧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处境，他们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验的能力，他们极易被任何势力所鼓动。从群众出来的激进分子（所谓的“暴民”）在 19 世纪中叶跟“帝国主义者”串联，在无法治的“蛮荒世界”从事各种巨大的罪行，而被动的“群众”则受各种运动的“意识形态”所蛊惑，帝国主义的“暴民”在亚非地区的罪行，以及“群众”在欧洲大陆热衷信服各种“意识形态”，这样的经验间接地造成孕育极权主义的温床，最后，极权主义的封闭的逻辑推论系统与自称能解答人类历史之究竟意义的“意识形态”，终究能在这共同世界丧失与个人“单原子化”（atomization）的现代处境吸引“群众”，他们服膺这套“意识形态”至少让他们认为身属某一声势浩大的“部落团体”，不论是自称“人种之主宰”或者自称“历史必然性之领导”的“部落团体”，而能感受到生活的一点点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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