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奥地利犹太人在更加严酷的环境里所享受的实质上是同一种社会荣耀。其假设的罪行在当时就是：他们在战争问题上有罪，是那种没有哪一个人的哪一桩行为必须为之负责的罪，这件罪行不容置辩，以致暴民们仍然可以认为犹太特性即罪孽，社会仍可继续为其犹太人感到欢欣鼓舞和兴趣盎然，直到最后。如果说“代罪羔羊论”确有任何心理真实性的话，那势必是这个社会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之结果；因为当反犹主义的立法逼迫社会驱逐犹太人时，那些“犹太迷”(philosemites)们感到似乎他们必须清洗自身隐秘的邪恶，洗去身上的污名，消除神秘的邪恶爱好。这种心理无疑很难解释为何“羡慕”犹太人的人最后变成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尽管真正的刽子手在所谓受过教育的阶级中的人数比例令人吃惊，但是值得怀疑的是，他们在主宰“死亡工厂”的人中是否举足轻重。但是这一点恰恰可以解释那些社会阶层令人无法置信的背叛行为，他们曾经是犹太人最亲密的朋友，犹太朋友们曾经最使他们感到高兴和受到吸引。
对犹太人而言，将所谓犹太教的“罪”转化为所谓犹太人的“恶”，这种流行观点实际上极其危险。犹太人可以脱离犹太教逃到改宗的路，但是身为犹太人这一点是无法逃避的。再者，一椿罪行面临的不过是惩罚，而一种恶只能面临灭绝。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内，社会对于犹太出身和犹太人的角色所作的解释直接关联到反犹主义手段可能达到的彻底灾难。纳粹的反犹主义的根源便在这种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虽然种族观念具有其它一些更直接的政治目的和作用，但是它从最有害的方面应用于犹太问题时，其成功大多归因于真正地构成舆论赞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信念。
犹太人命中注定走向历史事件的风暴中心，决定性的力量无疑地是政治力量；但是社会对反犹主义的反应以及个人对犹太问题的心理反应，却同时对犹太血统的每一个个人的残暴与有组织、有计划的侵害有关，在德雷富斯事件中的反犹主义早已显示出这种特点。若认为反犹主义的历史本身只是一场纯粹的政治运动，就无法理解这种由激情驱使的追杀“一般犹太人”，“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见的犹太人”。各种社会因素未被政治历史或经济历史所解释潜藏在事件的表面之下，历史学家从未观察到，只有诗人或小说家才以更深刻的激情力量将它们记录下来(诗人和小说家是被社会驱逐到绝望的孤独中的人)，这些社会因素改变了政治上反犹主义可能会独自采取的路线，这可能会导致反犹立法，甚至大规模驱逐，但不至于从总体上采取灭绝手段。
自从德雷富斯事件发生，以及它对法国犹太人权利的政治威胁产生了一种使犹太人享受歧义荣耀的社会情势之后，欧洲反犹主义显示出一种由各种难以相互融合的政治动机和社会因素组成的混合状态。社会总是以明显地偏向犹太人的态度首先对一场强大的反犹主义运动作出反应，因此德雷富斯的话在危险的时刻尤显真实：“此刻没有别的种族问题……更能像犹太人问题一样使欧洲兴高采烈、兴趣盎然、振奋人心和显得高贵。”社会上的“犹太迷”们总是最后使政治反犹主义带上神秘的疯狂色彩，舍此反犹主义则不能变成组织群众的最佳口号。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无阶级地位者(déclassé)到未了都随时准备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暴民组织；他们的宣传及其吸引人之处在于：假定一个社会显示出它愿意将以恶的形式表现的罪结合进它的结构，此时就一定很容易用公开接纳罪犯和公开犯罪的方式来澄清自己。
第四章 德雷富斯事件
(一)案件事实
事情发生在法国，时间是1894年底。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Alfred Dreyfus)是法国军队总参谋部的一名犹太军官，他被指控为德国间谍。法庭一致判决将他终身流放魔鬼岛。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在据说大量的起诉档案中，只出示了一件所谓的“清单”。其实这是一封信，说是德雷富斯的手迹，此信写给德国大使馆武官斯瓦兹柯本(Max yon Schwartzkoppen)1895年7月，皮卡特(Georges Picquart)上校出任参谋总部情报局长。1896年5月，他告诉总参谋长布瓦斯德弗雷(Charles le Mouton de Boisdeffre)说，他本人相信德雷富斯无罪，犯罪的是另一名军官沃尔桑-埃斯特拉齐(Ferdinand Walsin-Esterhazy)少校。六个月后，皮卡特调任突尼斯的一个危险防地。与此同时，伯纳德.拉查尔代表德雷富斯的兄弟们出版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第一本小册子《一个司法错误：德雷富斯事件真相》(Une Erreur judiciaire；la vérité Sur l'affaire Dreyfus)。1897年6月，皮卡特将审判细节与德雷富斯无罪的真情通知参议院副议长修雷尔一凯斯纳(Auguste Scheurer-Kestner)。1897年11月，克列孟梭开始为重审此案而奋斗。四个星期之后，佐拉(Emile Zola)加入了为德雷富斯辩护的一派。他的《我控诉》(J'Accuse)一文于1898年1月发表在克列孟梭掌握的报纸上。与此同时，皮卡特被捕。佐拉以诽谤军队罪而遭审讯，并受到普通法庭和上诉法院的判决。1898年8月，埃斯特拉齐由于侵吞钱财而很不光彩地退役。他立即去告诉一名英国新闻记者说，那份“清单”的作者是他，而不是德雷富斯，那封信是他根据他的上司、前任反情报局局长桑代尔(Jean-Conrad Sandherr)上校的命令、模仿德雷富斯的笔迹而写的。几天以后，同一机构中的另一名成员昂利(Joseph Henry)上校坦白说，德雷富斯秘密档案里的另外几份文件也是伪造的，随即他就自杀了。于是，上诉法院下令调查德雷富斯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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