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比较之下，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则使人成为“生物必然法则”的奴隶，使人一心一意关注于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人把大部份的精力用之于“私人领域”的范畴中，为了满足他那毫无价值的物欲享受，而“默默无闻”地虚度一生。依鄂兰的见解，这就是近代西方危机之一，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下，人已失去了最贵重的善事，即政治活动的高贵生活；人已无法从参与公众事物中得到公众的快乐与公众的自由。于此种处境中，即使在科学、哲学、艺术……等文化的层面上，有原创性的创造力也不足以补偿这个贵重物品的丧失。对于近代西方人的处境，鄂兰是抱着一种悲观的心境，因为古希腊罗马人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贵的行为与欢愉的心情，西方人已永不复得了。
鄂兰对于人在政治层面上的活动给子一种绝对的价值观点，难怪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在“政治的宗教——反省汉娜.鄂兰的思想”(The Religion of politics：Reflection on the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一文中，把这种观点列于宗教的范畴里。以史华慈的批评观点来看，鄂兰是把人的政治活动视之为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同时，人唯有在能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哲学的思辨、艺术、文学的创作、科学的发现才能闪烁其活泼的生命力。
很显然，鄂兰此种见识是有其偏陂之处。人在政治的活动中确实能表现高贵的情操、智能、智能，譬如，为人的自由与正义而奔走于议会、公众场所的政治家，以及为求得人的福祉而奔走于社会的改革家。他们真的是在“公众的领域”里表现出高贵的行为、情操；但若认为人唯有在“公众的领域”里才能够如此，则这种观点是偏陂不全的。我们也可能在人的政治的活动里发现人腐朽、败德的行径，如统御他人的权力欲的追逐与表现、贪污、欺诈……等等；鄂兰并不是没有见识到人在政治活动表现出来的消极性格，但她把这种消极的性格归诸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所带来的败坏的结果。
然而，若是认为古希腊罗马人在政治活动中确实表现出人的高贵的行为与自由，那么鄂兰是否曾考察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社会结构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希腊的城邦之所以有灿烂辉煌的政治表现，是因为有这些奴隶的劳动，而使得城邦的市民能超脱“生物必然性”的束缚，而能尽其心智于“公众的领域”里；由此看来，所谓自由参与于公众领域的活动是有其条件的。更进一步来看，古希腊的政治活动若是那么自由与高贵，那么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尤里匹底斯……等这些哲学家与文学家为何如此不满足于雅典人的政治生活呢？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纯粹是根源于一种“反动的思绪”，但鄂兰，或许太尊重这些哲学家，而没有解释他们从政治活动中撤离的种种因素。他们是否看出“公众的领域”也是人的个人兴趣、利益的容身之处？是否也看出雅典的市民不但追求“鹤立鸡群”的荣耀；也求追属于个人的权力呢？是否亲身的感觉到唯有从“公众的领域”中退却才能够获得鄂兰心目中所谓的自由呢？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是否也以看看西塞罗时代罗马政治场合中腐朽、败德的种种行径？鄂兰只坚持她心目中的、“公众领域”的形式，而没有斟酌这个形式中所蕴含的内容。
简略地解释了鄂兰的主要的观念，透过这个观念则可以了解她在“帝园主义”以及随后的“极权主义”所提出的许多论断的假设。
在“帝国主义”一书中，鄂兰所提出的一重要的论点既是西力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崩溃。而导致“民族国家”体制崩溃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及其掌握了统治的势力。在整本书中(甚至在“极权主义”一书)，鄂兰一直重复着一项观点：“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民族国家”体制、社会阶级以及真正的民族主义的解体。从一八八四年以降，西方政治的故事肇始于“资产阶级日益敌视国家的制度与权力”。在这里，我们会询问道：“何谓“民族国家”的体制？”资产阶级的兴起为何会导致民族国家体制的崩溃？
民族国家的体制是什么？“民族国家是统治着一个阶级划分的社会，也超然独立于这个社会之上”，“同种同族的人民主动拥戴其政府，是民族国家得以建立起来的基础”。“民族国家的基层是奠立于人民真诚的共同赞助之上，而此种基层无法毫无限制地扩展” (见本书第一章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同时，依鄂兰的观点来看，在民族国家的体制里，有可能产生如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公众领域”，在此体制里，人可以品尝到公众自由的滋味，也可以培养出政治美德。甚至在一个划分为各种社会阶级，规模较大的民族国家中，国家政府也能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所有的阶级，而能够结合它们成一个可见的政治结构；也因为民族国家体制的基础是建立在“同种同族的人民”之上，所以可以形成一结构性质的政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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