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纳粹德国的热战如果不引发苏维埃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冷战，那么，不论这股希望的功过是非是甚么，任何人在反省时，都会认为：大战后的这二十余年只是时间上的延续，在其间，地表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均运用手段谋取欧洲国家曾统治过的疆域。他也以同样的理路认为：苏联与美国之间新的不容易化解的低荡状态(détente)源自于一个具强大潜能的第三势力——中国——的出现，而不会认为这是苏联在斯大林死后反极权主义化所带来的健全、自然的结果。如果以后的发展证实这种假设性的解释观点正确的话，那么，用历史的概念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会置身于一巨大的框架上，再度回复到起点，换句话说，回复到帝国主义的时期里，以及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势力冲突的途径上。
常听人说不列颠是在一种漫不经心的状况下唾手得来一个大帝国，这样的丰硕果实像是一种自动自发的潮流所带来的结果，好象不列颠一开始就必然蹈入一可能实行的想望的途径上去，而不是刻意筹划经营的政策所带来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通往地狱的途径便是人不经意的、渴求福祉的意图共同铺设成的。今天，客观的事实摆在眼前，再度回复到帝国主义时期的政策太明显了，致使人们相信一个似是而非的言论，空泛地认定美苏两国良善的意图：美国是“介入”一既腐败又无能的贫瘠的现状，而苏联的伪革命份子则大谈民族解放战争。在缺乏民族独立先决条件的落后地区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正好跟猖狂、固执、呆板的文化沙文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成强烈的对比，而且势力相当，这带来一种权力空虚的状态(意指无法共同承担世界的政冶事务——译注) ；列强为这权力空虚的状态作势力的竞争会愈演愈激烈，但随着核子武器的发展，列强以暴力工具(意指武力——译注)作为“解决”所有冲突的手段，而正面交战的机会可能消失。在政治落后的地区，未开发的小国家彼此间不但常起冲突(如越南的内战，或中东地区民族的冲突)，也会随既引来列强潜在的或实际上的干涉，然而，列强之间的冲突，或者冲突实际爆发之际，随既有人怀疑任何冲突皆直接来自于利益与战略，或者怀疑任何冲突均受利益与战略所左右，而这样的利益与战略跟动荡不安的地区的冲突与利益毫不相干。帝国主义时期的权力政治的最明显特色在于：从这种有界限、区域性的，因此而可预料到的民族国家利益的目标转变成一种毫无界限的、为权力而权力的追逐(意指：政治事务不再有具体的目标，而只为权力之故而追逐权力，帝国主义的诸种行为最可以代表这样的政治活动——译注)，这种权力的追逐遂能不带有任何确定的民族与地区所给予的目标，且无可预料的方向，徘徊与蹉跎岁月放整个地球上。这种政治上的颓惰行径也明显地表现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譬如众人皆知的“骨牌理论](domino-theory)，依照这种理论，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了他国(既使并非它的邻国)的完整、尊严，而深觉有必要从事一场战争，像这样的理论根本是那古老的“大游戏” (意指帝国主义的活动——译注)的翻版，这场“大游戏”的规则允许，甚至激励为富裕与统治一个“第三者的国家” (a third country)之故，而视整个民族为踏脚石(或以现代的名词来说，既为典押品)，但反过来，这个踏脚石又变成权力扩张和蓄积过程中的另一个踏脚石。如此的连锁反应蕴含于帝国主义的权力政治活动当中，而在人间世中最具体的表现则彰显于那些特工人物身上，关于这一种实况，吉卜林在“基姆”一文中说得最透彻明白：“当所有的人都死亡时，这场大游戏才结束，而不是在所有人死亡之前，这场游戏就结束”(意指这场游戏唯有在全人类灭亡时才会停止——译注)。吉卜林这种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的唯一理由是民族国家宪政制度上的约束、限制，而现在，唯一的希望在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政制度上的约束与核子时代科技上的制约得以防止这预言成真。
但这样的说法并无意否认现今环境与条件的巨大改变会让帝国主义的政策与方法再度重演。海外扩张的主动力从英格兰与西欧向西移动，转移到美国；在一封闭的领土内持续的领士扩张不再起自中欧与东欧，而是在俄国。帝国主义的政策(不同于其它任何因素)曾经使得整个欧洲疲惫衰微，史家与政治家曾预言：位于西欧与东欧旁的两大巨人将成为欧洲势力的继承者，这种预言，看起来似乎成真。现在，西方人再也无法自圆其说那“白人负担”的扩张运动，也无法合理化那用来结合相同血缘民族的“扩大的部族意识”；相反的，现在耳闻的却是：“介入”保护国与权力的责任，以及跟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团结一致。“扩张”这个名词已经从我们现在政治的用语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延伸”(extension)，或者较有批判意味的“过度延伸”(overextension)，但新旧名词的意义是相同的。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国外的私人投资事业原来为帝国主义发展的原动力，现在因政府军事与经济的帮助而更繁盛(一九六六年，美国政府动用四十六亿美元于经济援助与海外投资，加上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间每年花费的十三亿美元的经费；而一九六五年私人资本的投资额是三十六亿九千万美元，一九六六年则是三十九亿一千万美元)。这种现象的意义在于：所谓金元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政治上具危险性质的帝国主义翻版而来的)的时期，的确已经是明日黄花了。私人投资事业——“数千个挂有U．S．(美国)招牌的公司在数百个国家里的活动”，而且“集中于最近代化、最具战略性，最快速成长的海外经济上”——带来了许多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并非国家力量防范得了的；而且外国的援助既使发自人道主义立场，本质上，因为并非受追求利益的动机所策动，因此，还是政治上的意义较明显。几十亿的美元花费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荒芜之地(指落后国家——译注)，在这些地方，巨额的资金未能有效利用之前，却因为腐化与无能而消失，这样的资金已经不再是那些无法有效投资于国内(指那些行经济援助的国家——译注)的“剩余”资本，而是极端富裕所带来的过度成长的畸形怪物，只有富裕强国，只有“富者”能抵御得住“赤贫者”的国家才经得起这种损失。换言之，利益动机曾经是帝国主义政策的重心，在过去，确实是超乎一切，但现在已经全然消失；只有最富强的国家才可以经得起参与帝国主义活动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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