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基础若奠基于蓄积权力与控制它所有成员之上，那么，它必须设法使每一个人无法掌握任何权力，而使他成为这部机器的小零件，同时任意冠以一种“崇高”的思想来慰藉人民。它会告诉民众：这部机器必须遵循其法则而并吞全球，因为它是依照这个途径的理念而建造出来的。
这个共和国具有毁灭性的终极目标，这已经由一种哲学的阐释表达出来。此哲学思想将人的平等解释为人“拥有同样相互杀戮的能力”；一个国家与其它所有国家是“生活于永不止息的战争局势之下”，其共同生活的范围，“也局限于战场之中，它们的边境驻扎了无以数计的军队，炮口也彼此朝向对方”。此时，不再有引导行为的法则，所有的法则仅仅“指导国家如何去攫夺利益”，那结构脆弱的国家将会逐渐被并吞，最后，有一场“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决定胜利或死亡”的战争。
由于“胜利或者死亡”的睹注，“利维坦”一书中的人可以克服各个国家、民族彼此之间的政治界限，也可以在其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吞并整个地球。然而，最后一场战争来到时，每个人都得置身于其中，这个地球上将无安宁之日。这部蓄积滋长权力的机器，如果停止扩张，将会分崩离析；它必须不断地吞噬更多的原料，俾能滋养那永无止境的进展。假若最后一场胜利也无法使共和国持续不断地“吞并星辰”，那么，为了重新运转那永无止境滋长权力的过程，它只能摧毁自身了。
丙 暴民与资本家的结合
一八八○年代，由于非洲殖民地的争夺战，帝国主义进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这个时候，商人不断地鼓动着帝国主义，而拥有权力的政府却猛然反击，令人惊异的是，大部份的知识阶级竟然张开双臂欢迎它的到来。对知识阶级而言，帝国主义好象是上帝遣送至人间，用来治疗一切罪恶，消弭所有斗争的万灵药；而帝国主义并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正值政治与社会结构受到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威胁时，帝国主义赋予它们新的生命，使之得以重新生存下去；如果在此时刻此环境下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扰，它们就不必藉助两次世界大战才消失于历史舞台上。
事实上，帝国主义带走了所有的纷扰，而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此种虚幻的安全感弥漫整个欧陆，除了少数心智敏锐之士外，它几乎蒙蔽了所有的西方人。法国的裴珪(Charles Peguy)，以及英国的柴斯特东很清楚地瞭解：他们是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而它最空洞的伪装既是稳定与安乐，一直到所有事物开始崩溃时，那早已过时的政治制度仍然稳稳屹立，而它顽强无忧的寿命，显然曾经欺骗了那些感到脚下大地震动的人们。解开这个谜的显然是帝国主义。为甚么欧洲的国家会让这项罪恶(帝国主义)一直散播开来，直到每一件不论是好是坏的事物均被摧毁为止？这个重大问题的解答是：各国政府都了解其国家正在暗中逐渐崩溃，其政治体制正从内部逐渐毁坏，它们都只是在苟延残喘。
一开始时，扩张仅仅是替过剩的资本寻找出路，也为资本的输出提供矫正之道。在以分配不当作为基础的体系下，资本主义制造出大量财富，而导致“储金过剩”，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生产与消费能力之内，被指责为浪费的资本囤积。这种金钱确实是过剩多余，虽然是那正成长中的阶级所拥有，但没有人需要它。在帝国主义进展的三十年当中，随“储金过剩”而来的，是种种的危机与不景气，这种光景给资本家极深刻的印象，致使他们认为：以前，他们的生产体系完全依赖供求律，然从今开始，生产体系必须源自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领域”。只要资本主义的体系不控制所有社会阶级与整体的生产力，那么，供求之间的关系就只限于一个国家之内才能发挥功能。然而，资本主义一旦遍布于整体的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并且所有的社会阶级都走进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轨道时，资本家就必须决定：到底要眼睁铮看着整个供求律体系崩溃，或是发现新市场——即是侵入一个尚未受资本主义支配而能提供“非资本主义式的供求律”的国家。
约在一八六○与七○年代，帝国主义刚起步时所产生的不景气情况，其意义是：资产阶级由于不景气所逼迫，而首次触及到掠夺劫盗的原罪。始自一个世纪以前，西方的社会就便得“最初的囤积资本”(马克斯语)成为可能，也策动更进一步的滋长蓄积；并且为了妨止蓄积滋长的运转机器不致于顷刻间解体，就必须一再重复此种掠夺劫盗的原罪。这种不景气的危险情况，会使得生产崩溃而招致大灾难，这不仅威胁着资产阶级，也威胁着整个国家。面临此种险境，资本主义者遂了解到他们的生产体系，其形式与法则“一开始就为整个世界筹划而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张”。
国内市场的饱和、物质原料的缺乏，以及逐渐滋长的经济危机，面临这些因素，资本家的第一个反应是资本的外流。刚开始，过剩财富的拥有者尝试经营海外的投资事业，但他们并不冀望扩展及政治上的控制，但结果产生了无以数计、恣意放纵的赌徒，以及证券市场上的投机分子；当海外投资事业比国内投资事业更蓬勃发展时，这种景观愈令人感到忧虑。储金过剩所带来的投资事业，替少量金额、规模较小的工作伙伴打开了生产道路。国内的产业，为了与高利润的海外投资相匹敌，遂采用欺骗的方法，俾能吸取日益增多的民众，使他们为了冀望剎那间获取巨额利润，而从窗口抛掷金钱。然而，大量利润的保证却造成巨额款项的损失，法国在巴拿马的丑闻、德国与奥国的虚设公司骗局，都是典型的例子。拥有少数资本的人们，其损失如此快速，如此巨大，使得那些拥有巨额剩余资本的资本家发现：自己竟踽踽独行于商业的战场上。多余的资本假若无法把整个社会转变成一个赌徒的社会，则它们又再度是多余的， (不能用于正常的生产过程)，而所有资本家以外的阶级在经过这场骚乱后，只好贫困而痛苦的再度回到正常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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