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必诺主义那贯彻始终的反国家倾向，替法国的民主政体和第三共和的敌人准备了国界以外的盟友(不论是虚幻的，或是真实的)。种族与“秀异份子”两种概念的混合物，替国际间的知识分子添置了一种崭新的、令人兴奋的心理上的玩偶，让他们得以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尽情嬉戏。葛必诺的“君王之子”（fils des rois)与十九世纪末叶浪漫主义所标榜的英雄、圣者、天才、超人，有极密切的关系；这些都具有日耳曼浪漫主义的根源是难以隐藏的。同时，葛必诺宣扬的“种族混杂”的观念，也刺激了浪漫主义理论所禀赋的轻佻虚浮、毫无责任感的性格，同时此种“种族混杂”的观念显示出：在人深远的自我里可以寻出过去历史事件的理路。这意指：人的自我变成历史的战场，内在体验可以被赋予历史意义。“自从阅读《论种族的不平等》以来，时时刻刻总有某些事物扰动我内在一泉源，我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正展开一场残酷的斗争，黑种人、黄种人、闪族人与阿利安入之间的斗争”。这段话深具意义!足以表达出近代知识分子的心智状态，这些知识分子是道道地地的浪漫主义的承继者，不论他们抓到何种理论，总是显示出一种政治上天真的倾向，也显示出他们是盲味于政治实体的无知者，可以被任何的“意识形态”所支配。
丁． “英因人的权利”与人权之间的对立
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发动一连串的战争，于其间，德国“种族思想”的种籽开始散播，而英国的种族思想，也开始显出端倪。我们可追溯至柏克(Edward Burks)，这位思想家曾激烈地宜称：“法国革命是这个人世间所发生的最令人惊悸的(危机)”。众所皆知的，柏克的思想不仅影响着英国，也影响了德国的政治思想。我们必须特别强调的事实是：英国的“种族思想”相似于德国，而与法国的截然不同。英德两国的“种族思想”是相似的，其根由在于一项事实——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击败三色旗。因此，两者都有一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反抗法国人所揭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视它为一种外来的侵犯；也唯有此种抗御的行径，这两个国家才能感觉出与法国有所相异。长久以来，英国的社会是奠基于“社会不平等”的理念之上，在人权思潮澎湃激荡时，英国的保守份子对之难免稍感不安。依据十九世纪托利党所坚持的意见来看，不平等本来就是英国民族的特性，狄斯累利宣称：“在英国，“英国人的权利”比人的权利略胜一筹”，史迪芬爵士(sir James stephen)亦称：“法国竟然会因这些事物(指“自由、平等、博爱)一译注)而兴奋异常；在历史上，大概没有比这个更鄙陋的事了”。为甚么直到十九世纪末叶，他们才有能力循经国家的结构而发展出“种族思想”？上述的既是原因之一。相反的，在法国，相同的舆论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反国家民族的面貌。
柏克激烈反对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抽象原理”，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宪政，自始至终地宣称与肯定我们的自由，它宛如一项限制继承的遗产，由我们的祖宗传承下来，也必须经由我们传之于后代；犹如一宗财产，是特别属于这个王国的人民，而不包括任何更普遍的地区，或任何先验的范畴”。始自法国大革命，此种传承(inheritance)的概念应用于自由的本质，成为意识形态的基础，使英国的民族主义得以接纳那“种族情感”的轻抚。经由这位中产阶级作家的笔墨，种族情感精简地被表达出来，也彰显出一项意义，那既是：它能直接了当地接受封建制度的自由概念，这种自由概念．既是随土地拥有权而来的权益的总合。柏克并没有侵犯英国特权阶级的权利，为了总摄整体英国民族，他将这些特权的原理加以扩充、巩固，使之适用所有英国人民，且使其成为任何民族中的贵族原理。由此观点，柏克遂藐视那些宣称博爱即是人权的人们，柏克认为：所谓“人之权利”，只适合宣称为“英国人的权利”。
在英国，民族主义的进展并没有严重地侵犯到古老封建的阶级，这可能是由于英国的士绅阶级之作风。始自十七世纪，英国的士绅阶级日益嘭胀，人员日益增多，开始吸收高阶层的资产阶级，因此，既使是平民，也能跻身于公卿贵族之列。贵族的阶级优越感随着这个过程而消逝，但，也培养出对国家的责任感。但正因如此，比起其它地方，英国的封建概念与心态就更能影响较卑微阶级的政治观念。“传承的概念”几乎原原本本地被接受过来，应用于整个英国“种族”。民间普遍吸收贵族原则的结果，是“传承的理论”及其现代的孪生子——“优生学”——遂构成英国“种族思想”的主体。
欧洲人冀望以“人性”的概念来总摄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从这项希望萌蘗开始，他们便发现自己与其它民族之间，在外在物理方面确实有极大的不同，这项发现一直困惑与刺激着他们。种族的“繁复分歧”(the diversity)是十八世纪的热门问题，在“繁复分歧”中，人本质与理性之间的认同合一才能得到确切的表达，然而，当面临一桩严密的信念——既是由“人都是亚当与夏娃的子嗣”所发展成的基督教的统一信条，以及人皆平等的信念——时，有关于“繁复分歧”的论证，就显得捉襟见肘。但是，抱持这项信念的人，一且面临另外一些部族——这些部族从没有贴切地表达人的理性、人的情感、文化行为或普遍的习俗，他们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是相当粗糙疏陋的——时，是否还能坚持这项信念？这是欧洲与美洲历史舞台上发生的一项崭新问题。这项新问题的产生，究其原因，是由于欧洲人对于非洲部族(尤其是不列颠的殖民地)有更深刻的认知。由于此项认知，欧洲又恢复了古老的社会组织(指奴隶制度)，此种社会组织有人认为曾经一度为基督教所消灭。但是，在十九世纪以前，即使是奴隶制度(奠基于种族之上)也没有使那些拥有奴隶的人们发展出“种族意识”。在十八世纪期间，美国的奴隶拥有者认为奴隶制度只是一项暂时性的制度，冀望能慢慢消除它。他们大多数也许赞同杰佛逊的一句话：“一想起上帝是公正无私的，我便浑身颤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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