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十九世纪末叶那异常的悲观心态，及鲜活跃动的绝望，致使葛必诺得到晚来的声名；但这并不表示他既是那“死亡之舞与贸易相结合”(康拉德语)之世的先驱。葛必诺既不是一个相信商业万能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歌咏死亡的诗人，他是落瑰失意的贵族与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两者奇异的混合，他仅仅在偶然的情况下创造出一“种族主义”。他了解自己不但得接受一项古老的学理——法国是混杂了两种民族；同时，在世局变迁的情况下，他也得复苏一顼古老的思想、行动——最优秀的人必须站在社会的顶端，就在如此自我了解的时刻里，葛必诺提出了“种族主义”。由于不幸与他的导师(指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译注)的处境回异，他必须试图去解释为什么贵族——最优秀的人——竟然无法获得以前尊贵的地位，而使他逐渐坚信：贵族的式微正是法国没落的主要原因，甚至也是西方文明没落以及整个人类步向绝境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他提供出一项创见：文明的衰微起源于种族的衰微，而种族之所以导向绝灭，主要因素在于血统的混杂；此正意含着在每一种血缘的混杂之中，低劣的种族；往往能获得优胜的地位。此项创见，博得后来的作家与传记家的赞佩。这种论证在二十世纪初叶，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但在葛必诺所处的时代里，却不合乎当代人的“进步学理”；这些当代人不久之后，就取得一项固定的观念——“适者生存”。在此时，那逐渐崭露头角的资产阶级，并不希望获得开启历史大门的新钥。也不希望了解“衰微必然性”的论证，他们禀赋着自由的乐观主义，只冀望能阅读“强权理论”的崭新版本。在此种情况下，葛必诺纵使提出美国黑奴问题，以黑奴与白人之争做为思想体系的基础，也无法吸引广大的读者；他必须静待十五年的时光，才能赢得那些资产阶级的“秀异份子”(é1ite)的赞同，他也必须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歌咏死亡的哲学”鼓荡起波祷汹涌的浪潮时，他的著作才能成为知识圈的畅销书。
在政治的领域中，葛必诺欲寻求的是创建一崭新的、“秀异份子”来取代贵族阶层。他建议以“尊贵的种族”来取代政治上的王公贵族，这个“尊贵的种族”即是阿利安族。在民主政体普遍流行的时代里，葛必诺忧虑这个“尊贵的种族”会被非阿利安的阶级所吞噬。葛必诺综摄德国浪漫主义“内蕴的个性”。认定阿利安族是一种自然的贵族，注定要统御所有其它的阶层。倘若种族与种族的混杂是决定个体的重要因素(葛必诺从不假设“纯”血统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诿说：不论一个人目前的社会地位如何，他都可能在体能上(指品貌、肉体、环境等一译注)发展得更优越，而每一位杰出的人则替属于“梅罗维加王朝”的后裔，是“君王的子嗣”。由于种族的特优，一种崭新的“秀异阶级”得以被建立起来，它们宣称自己拥有封建贵族的特权，此种宣称使得这些新的“秀异份子”感觉自己宛如贵族一般；它们也因此得到一项结论：一个人假若有了良好的教养”，具有“纯净的血统”，就可以从其气质、心绪中自然流露出来。然而，由贵族已逐渐没落这桩政治事件中，这位伯爵(指葛必诺)的议论推演出两种相矛盾的结论——种族的衰微没落，以及崭新的自然贵族阶层。但是他却没有亲眼目睹其教诲(此教诲当然禀赋着此两种矛盾冲突的性格)的实现；这个崭新的贵族阶层正努力去摧毁人类，正逐渐导致人类“不可避免”的衰微没落。
葛必诺追随着其前辈们(指被放逐的法国贵族)，与他们同样了解到自己所标榜的“种族秀异份子”，不仅仅是抗御民主政体的堡垒，同时，也是抵抗那些“迦南地怪诞”爱国狂热的据点。由于法国碰巧为一最典型的民族国家(Patrie Par excellence)，也由于法国政府(不论是王国、帝国或者共和国)依旧建立在人生而平等这项信念上，更由于法国是当时黑人能享有公民权的唯一国家，致使葛必诺藐视法国人民而热忱拥戴英国政府；法国于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失败后，他则开始对德国表示出热忱的爱戴。葛必诺此种尊严扫地的面目不是瞬间造就成的，他的投机主义(Opportunism)也不是巧合；对于那些惯常服膺各种不同的独断意见的人而言，“成功即是一切”这桩古老的谚语是支配他们行动的力量。那些“意识形态者”自以为掌有开启现实大门的钥匙，他往往强迫自己改变与扭曲有关独特情况(singl cases)的意见，以使之符合最近的事件与场合，他们决不容许与自己的神祇？——“现实”相冲突。一个人的信念假若必须经过辩诘才能成立，那么，要求人能信赖他们，是荒唐可笑的。
在此必须理解的是：当纳粹党巩固自身成为一“种族秀异”阶层时，它既藐视所有的民族(当然也包括德国民族)(见第四章第三节——译注)。(看来，法国的种族主义是最言行一致的了，因为它从未沾染爱国热忱的弱点。甚至在战争期间，此种态度也没有任何改变。的确，“阿利安族”不再纯粹指日耳曼人，而毋宁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瑞典人与诺曼人。在法国，国家、爱国热忱、律法，依旧被认为是“偏见，仅有虚幻与名义上的价值”)。泰恩甚至坚信：“日耳曼民族有俊秀的天赋”；雷南可能是第一位以“人种划分”的观点把闪族与阿利安族对比的学者，虽然他认为文明是一强大力量，足以泯灭区域的原创性与种族间的差异。自一八七○年之后，法国作家往往虚浮地谈论种族主义，仅管他们并不信奉此种主义；这形成当时法国思想界的特殊气息。究其原因，不外是反国家，以及尊崇日耳曼民族的心绪、行动与思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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