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这样的方式，贵族的权衡标准推波助澜了“种族思想的兴起，然而德国的贵族对于此种思想的形成，几乎没有贡献任何力量。在这段时期里，德国的贵族，除了马维兹(Ludwig von der Marwitz)之外，并没有发展出一套有关其阶级的政治理论。而马维兹在他的政治理论中，尚没有运用种族主义的词汇。依照他的观点：各个国家因其语言不同而各自相异——是一种精神上，而非外在物理上的相异。尽管他反对法国大革命，但在目睹这场革命演变成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倾轧时，他亦犹如罗伯斯比，如此说道：“任何一个国家一且企图扩张其疆界，则将成为欧洲共和国家的叛徒”。在这段时期里，唯有穆勒才坚持血缘的清纯方是判断贵族的准则；也唯有赫勒(Haller)才离事而言理，他坚信：权力是用来统御那些被剥夺权力的人，这宛如自然律，强者永远统治弱者。贵族一旦习知他那独占的权力不仅仅是合法的，也符合自然律，当然皆热烈鼓掌，表示赞同。由于贵族以血缘的清纯做为准则，在十九世纪期间，他们比以前更小心谨慎地避免“mesalliances”(和身份低于己者结婚)，这是资产阶级的定义所造成的结果。
国籍的基础在于共同的种族根源，这种信念在一八一四年之后，既由德国的民族主义者所宣扬。从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浪漫主义者所强谓的“内蕴的个性”与“天生禀赋的贵族性格”，也为德国的“种族思想”铺了路，“内蕴的个性”酝酿出历史的有机学理及其自然法则；“天生禀赋的贵族性格”则在十九世纪末叶，鼓荡出畸型的“超人”学说，抱持这种学说的人，皆以为“超人”命定要统治世界。这种思想趋势一旦并行发展，它们便成为使人暂时逃避政治实相的手段。它们如果融合成一体，则会使种族主义变成一种圆熟的“意识形态”。此种形态首先发生于法国．而不是形成于德国；是由一位才智秀异但落魄失意的贵族所完成，而不是在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手中推展成功的，这位贵族既是葛必诺。
丙 开启历史大门的新钥
一八五三年，葛必诺出版了“论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不出十五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竞成为历史上种族理论的典型著作。这部共有四大册的著作’开头这样写道：“在所有历史现象之中，文明的崩溃最引人注目，也最暧昧难以理解”，这句话明明白白地表露出作者对于那崭新的，属于近代潮流流露出来的兴味。在其着作的字里行间里，彰显出一种新的悲观心境与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它能镕铸先前的诸多成因与彼此争斗的议论。从那不复记忆的光阴里，人类冀望尽可能地理解过去的文化、巳崩溃的帝国、以及灰飞湮灭的民族；然而，葛必诺以前，并没有人构想出一种单一的理论来透视所有文明的兴衰。“衰微学说”往往与“种族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狄斯累利这位早期崇尚种族思想的英格兰首相，对于文化衰微的现象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并非巧合。黑格尔这位哲学家，把他一生大部份的时间贯注于拓展历史中的辩证法，然而，他却没有像葛必诺一样关怀文化的兴衰与解释国家、民族灭亡的法则。这项工作，直到葛必诺时才得以完成。葛必诺并没有受到“达尔文学说”与“进化理论”的影响，但这位历史家却自吹自擂地认为他已经把历史学带入科学的领域里，也已经透视所有历史过程的自然法则。他认为“藉由精确的科学”，使可以将人类精神上的所有表现以及文化现象，化约成“双眼可见、双耳可听、双手可触摸”的事物。
在充满着乐观气息的十九世纪里，“文明衰微”的理论萠蘗滋长。综观此种理论，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作者仅仅关切文明的衰微，至于文明的兴起竞引不起他的兴趣。葛必诺在撰写这本“论种族的不平等”时，并没有想到要藉由他的理论，来作为实际政治的武器，因此，他能理直气壮地推演出其“衰微”学理所禀承的邪恶结论。他的学理与史宾格勒的正好相反。史宾格勒仅仅预测西方文明的没落，而葛必诺却以“科学”的精确度预言了人(或者，以他的语汇来说，既是“人种”)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在写完这部重写人类历史的著作之后，他下了一个结论：“人类统御这个地球的时间，大约可以持续一万二千年到一万四千年。就这段时间，我们可将之分成两种阶段：一是已过去的，曾经是年轻力壮的阶段；另一则是正处于开端，逐渐将人类带往衰老路径的阶段”。
葛必诺比尼采早三十年探索“衰败”的问题。然而，两人的观点毕竟有所相异；尼采真正体认了欧洲的“衰败”。尼采生长于“颓废派”运动的时代里，这个时代，也正是法国的波特莱尔、英国的史云朋、德国的华格纳表现文学、思想，音乐的时代。就在这项“颓废派”运动臻乎颠峯状态时，尼采撰写了他伟大的作品。葛必诺并没有认知当代厌世潮流所表现出来繁杂多变化的景观，因之，我们必须承认他是布列恩维利耶尔的最后承继者，也必须承认他是一位被放逐窜逃于国外的贵族。他没有错综复杂的心理情绪，仅仅忧虑着贵族阶层的命运。他很天真地全然接受(但只是表面的接受)十八世纪流行有关于法国民族起源的学理：资产阶级的血缘来自于“高卢罗曼”语系(指从拉丁语系分化出来的语言，如意大利文、法语等等——译注)，是属于奴隶阶层的，而贵族却出自于日耳曼民族；基于同样理由，他也坚信贵族具有国际性格。他那更接近于近代层面的理论，可以由一项事实观照出来：葛必诺可能是一个骗子(他那法国贵族的头街使人发生怀疑)，他一直夸张与强调一套陈旧古老的学理，直到这些学理令人觉得荒唐可笑；他竟然宣称自己与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海盗一样，同是峨丁(Odin)的子嗣：“我也是上帝的族类”。尽管如此，在一个弥漫着“进步学理的意识形态”(Progress-idealogy)的时代里，他预言着悲愁的未来，预言着人类已置身于缓慢的自然灾祸里，正逐渐死亡。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出身的路易．菲利(Louis Philippe)称王，而葛必诺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撰写他的著作。显然，贵族已经不再惧怕第三阶级获胜，事实摆在眼前，他们只能发牢骚，怨天尤人。这股遭受挫折的怨气，葛必诺将之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股怨气，有时相当接近于“颓废派”诗人所表达出来的绝望之情，十五年后，这些“颓废派”的诗人更悲切地吟咏出人世间一切事物的脆弱、不可信；哀悼着昨日的纯净、雪白。单就葛必诺而论，他自称是北欧神族后裔是很偶然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建立起此种与神同族的说法，那么，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时，就不再有任何事物能阻挡那些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如法国的德雷佛斯，德国的托马斯．曼)，一本正经的宣称自己是峨丁的子嗣。恐怖与荒谬在没入那“人性不可理喻的混杂”(the humanly incornprehensible mixture此种不可理喻的混杂是本世纪的表征)之前，荒谬早就失去抑制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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