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浪漫主义会被指控为“种族思想”的滥觞，也常常被指控是任何不负责任的议论的滥觞，如穆勒(Adam Mueller)与士雷盖尔的议论十足表现出当代思想中玩世不恭的性格。在此类思想里，每一议论皆摇摆不定，皆随意、短暂地依附于任何立场；任何真实事物、历史事实与政治观念，皆无法解脱那含摄一切，也摧毁一切的疯狂行径。由于此种疯狂，文人往往可以替那些崭新的、具有蛊惑魅力的议论，找到新的、前所未有的自圆其说的可能性，犹如诺瓦利斯(Novalis)所说的：“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也冀望“能把崇尚的意义赋予平庸，把神秘的形像加诸平淡无奇，也能把未知的尊严烙印于陈腔滥调”。这些被浪漫化的事物，其中之一即是“民族”；稍微注意，就可以了解：这项事物可以被转变成国家、家族、贵族、或者其它。在早些时侯，这些知识分子碰巧认识到这些事物，稍后，当他们逐渐老成而了解生活粮食的重要性时，也刚好被一些支付生活粮食的资助者要求宣扬它们。由是言之，十九世纪的欧洲到处充满了自由竞争的议论，其中任何一种议论，在它发展的德国模式里，如果没有邂逅浪漫主义，我们就不可能研究此议论的发展。
这些近代的知识分子所开拓的，不是任何的单一议论，而是近代德国学者普遍的心智状态。德国的学者都明白表示：如果有一现实的立场——甚至浪漫主义也无法提供综观的立场——是得失攸关的，那么他们不愿服从其它意识形态。由于此种特殊的行为，浪漫主义可以替它所宣扬的“个性”的无限制偶像化，找到种种最佳借口，同时，这种“个性”的偶像化，其独断性格，竟然成为印证天才的准则；能适合所谓“个人创造”——亦既任意驰骋其“观念”的游戏——的任何事物，并成为生命观与世界观的核心。
浪漫主义的个性崇拜禀承着“犬儒主义”(cynicism)的性格而来，这种性格形成知识分子的某些近代态度(modern attitudes)。墨索里尼——浪漫主义的最后继承者——正是这类态度的最佳代表。他曾如此描述自己：“(我是)贵族论者与民主主义者，革命者与反动(保守)份子，无产阶级与反无产阶级者，反战份子与战争无上论者。”浪漫主义那冷凛的“个人主义”正意指“任何人皆可以为自己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 ；墨索里尼的新体认只是将此种观点“尽所有可能的精力将它实现”。
由于这种继承得来的“相对理论”(relativism)，致使人们往往忽略了浪漫主义对于“种族思想”的直接影响力。在混乱无主的游戏中，游戏的规则随时可以给予任何人一种个人化、独断的意见；而且在这场游戏中，任何可理解的议论皆可化约成公式，付梓出版。然而，比混乱无主的游戏更具混乱特色的，是浪漫主义的一桩基本信仰：个性是自身唯一的目标。在德国，贵族与新兴的中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表现于政治舞台上，在这样的国家里，“个性崇拜”遂发展成社会解放的工具。长久以来，尽管商人日益富有，德国的统治阶级仍然表示出藐视商业的态度，而日渐显贵的统治阶级也不层与商人为伍。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若想发展出一条可自尊自重的途径，实非易事。德国古典文学中的教育性小说“威廉.麦斯特”(Wilhelm Meister歌德写的小说，主角名字既为威廉．麦撕特)，书中这位中产阶级的英雄是由贵族与演员所教育成长的，因为他出身的资产阶级社会丝毫没有“个性”可言，也很易显地表示出他置身于无希望的处境中。
德国的知识分子是属于中产阶级，他们虽然没有鼓荡出为其阶级奋斗的战斗气息，但是，却积极地为社会地位而奋斗——一场激烈、狂暴、相当成功的战争；甚至那些护卫着贵族的作家们，一旦发现这种斗争是因社会地位而鼓荡起来的，也会感觉自身利益濒临险境，这些知识扮子为了抗卫贵族所宣称的“生而禀承的权利与素质”，遂创造出一则新概念——内蕴的个性、人格，此项概念，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赢得热烈的喝采。犹如贵族所承继的头衔，平民“内蕴的个陆、人格”也是天生赋予的。自然主义的有机拓展概念曾经弥补了德意志在形成一个国家时，所缺乏的共同历史记忆的缺憾。由是观之，当政治实相(political reatity)被摒弃于社会领域之外时，自然本身会为它提供一项头衔。很快的，自由主义的作家开始鼓吹“真正的贵族”来对抗公爵等可被别人给予或取消的虚饰头衔。在运用“真正的贵族”这项名称时，他们强调天赋的特权，宛如“力量或天才”一般，无法从人的行为中追溯其根源。
此项崭新的社会概念，很快地就被肯定了。社会上“反犹太主义者”同时也铸造了“反犹太族”的政治武器。在这种主义弥漫的时期里，犹太人因缺乏“内蕴的个性”，而本身禀赋着圆通机智、智性的创造动力与经商才能，致使他们与一般商人格格不入。也就在这个时期，德国的资产阶级狂热地冀望能提升其阶级尊严，而与贵族那狂妄嚣张的阶级意识相抗衡，但是，它们却不争取政治上的领导权。从一开始，德国的资产阶级使不轻视较卑微的阶级，它们只是藐视其它的民族。从布兰铁诺((Siemens Brentano)的一本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理解资产阶级此种心态的意义。他这本著作是替“德国基督教协会”(“Die Christlich-Deutsche Tischgesellschaft”成立于一八○八年)撰写的，这个协会的会员都是憎恨拿破仑且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的人。在此著作中，布兰铁诺以老练世故与机敏的态度，指出“内在固有的个性”与“市侩”(Philistine)之间的差异；他认为天才才禀赋“内蕴的个性”，而法国人与犹太人则是市侩。由是观之，德国的资产阶级是企图将贵族所藐视的“典型”资产阶级的性格归属于其它民族的资产阶级——最先是法兰西人，其次是英格兰，最常见的则是犹太人。然而，德国资产阶级认定其“内蕴的个性”是一种天赋禀异，这不正是德国贵族那自以为是的行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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