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把埃及从一个偶然为自身之故而征占有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为印度之故与进一步扩张的踏脚石而成立的军事站。南非洲的遭遇正好相反，自十七世纪，“好望角”(任何国家若要建立海上商业贸易驿站，好望角是最理想的地点)的价值全然依赖于印度——殖民地财富的重心；由是观之，印度贸易一旦衰微，好望角便随之没落。在十八世纪末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葡萄牙、荷兰与法国，赢得了印度贸易的控制权；当然，随后而来的便是连锁式的统领南非洲。设若英国的帝国主义只单纯地尾随旧有殖民贸易的途径(这条途径往往被误认为既是帝国主义)，那么，英格兰必然会因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一八六九年)，而丧失它在南非洲的统领地位。因为，今天南非洲虽然隶属于大英国协，但它通常有别于其它的自治颌地。若土壤肥沃、人口稀少是界定“居留地”这项名词的主要前题，而南非洲正缺少这两项前题。在十九世纪前期，英国曾努力想把五千名失业者移殖到南非洲，这项企图最后证明是失败的。整个十九世纪，不列颠群岛的移民潮不但始终避免移往南非洲，而在最近，南非洲的移民者竟然大批返回英格兰。英格兰那些极端拥护“撒克逊王国”的人士从没有承认南非洲——已成为“帝国主义的文化温床”(丹姆士语)——是大英国协的一自治领地；这些人满眼眶皆布满着建立亚洲大帝国的浪漫幻影，南非洲的影子当然是相当模糊的。从这里，我们正可以看出殖民企业与海外居留地的建立，对于前帝国主义有多深厚的影响。假若好望角的殖民地；只依旧停留于前帝国主义政策的架构中，那么，它实难变成炙手可热的地点，而会被西方人放弃。
一八七○与一八八○年代，在非洲发现了黄金矿与钻石矿，假若这些矿藏不具有触发帝国主义的力量，它们便毫无意义可言；帝国主义者在看到人们一窝蜂涌到南非寻找地球上最多余无用的东西(黄金与钻石)之后，乃宣称已找到永久解决剩余资本的方法。在人类生产活动过程里，黄金很难取得重要的地位，它只是一种古老的象征，用来炫耀财富罢了，根本无法与铁矿、煤矿、石油、橡胶的重要性相比。它在工业生产中毫无用处可言，它跟那资助开发黄金矿的“剩余资金”与拼命从事开发黄金矿的“零余人”(剩余劳力者)，具有同样讽嘲的意味。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均虚幻地认为必须发现一永恒的“救世主”(意指帝国主义的扩张一译注)来解救个这颓废的社会、陈腐的政治组织，除了此种幻象，帝国主义者更增添一虚幻的观念，那就是使所有功能上的决定因素(functional determinants)表面看起来都是独立自主、恒定稳固的；一个社会一旦耍放弃所有的传统价值时，则必会在经济活动的世界里找寻一绝对价值以资递补。然而，这样的价值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任何事物皆因有一确定的界限，才得以发挥功能。由此观之，这项绝对价值纯粹是幻觉，但这种幻觉却刺激着黄金的生产。自古以来，便有一大堆冒险者、赌徒、罪犯置身正常的健康社会之外，从事淘金，构成另一种社会的商业层面；但南非洲的黄金热潮是一种新的转向，往南非洲的寻金者，并不一定是浪荡于文明社会之外的人，反之，是这个社会的副产品，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剩余物，甚至代表了一个不停产生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力的经济体制。
剩余劳力，如四大洲的“波西米亚人(意指流浪汉一译注)”汹涌地冲向好望角，他们的行径依旧相似于以前的冒险者。他们都有这样的感觉：
船舶送我到苏伊士东端的任何角落，
在那儿，
最美好的竟似最败坏的；
在那儿，
没有十条戒律，任何人均可为所欲为。
他们与以前的冒险者相异之处，不在于他们是道德、或是非道德的，而毋宁是：他们决定加入此种“来自所有国家与种族”的群众中，而这项决定，并不一定是他们个人的意愿，此乃因他们的双足并没有踏出社会，但社会却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他们的企业活动也并没有超越文明所允许的界限，他们只是一批无社会功用可言的牺牲者。他们的抉择是消极的，一种决定背叛“劳工运动”(Workers’Movement)的抉择；然而基于这一项抉择，一些最好的剩余劳力，或是受到剩余价值威胁的人，共同组成反社会的群体，唯有透过这个群体，这群人才能发现一条返回充满友谊之情与有目标之世界的途径。此种情况并不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宛如一活动的表征，展现碰巧发生于其身上的处境；他们是活动的抽象物体，是那谬误生活体制的见证。总之，他们不是单一的个体，这与冒险者截然不同；他们只是接连不断的事件的影子，对于这些事件，他们是束手无策，仅能随波逐流。
康拉德在“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这本小说中，塑造出一个角色——柯兹先生。他们就宛如这位柯兹(Mr．Kurtz)先生一般，是“彻底的虚幻”，“卤莽而缺乏刚毅，贪婪而缺少胆识，残酷而缺乏勇气”。他们无所信仰，“只信仰任何事物——任何事物”：他们被那具有固定社会价值的世界所摒弃，只能全靠自己，但除了一点小聪明外自己仍是一无能为，而由于这种小聪明，假若他们被允许重返家园，他们也会如柯兹先生一般地危险。在那空荡、虚幻的灵魂中，唯一能萌生茁长的事物便是蛊惑的天份，这种天份，可造就“无数偏激党派的领导者”。最具有此种天份、也是愤恨情绪的活生生的化身，是德国的卡尔.彼德(可能是柯兹先生的模式)，他公然承认自己“已厌烦于被认定是社会的贱民，现在立意要成为高高在上的主人”。然而，不论有无天份，他们均“乐于做任何事——从掷钱游戏到任意杀人”，对他们而言，同类只不过是“苍蝇而已”，因此，他们遂为这些同类订立(或许是很快地学习)一项仪态上的法典，此法典适用于未来谋杀者的典型，对这些谋杀者来说，世上只有一项不可宽宥的罪恶——那就是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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