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与魏忠贤，便是农夫与蛇的现实版。
干掉了王安，下一个目标是谁呢？
谁把持皇帝，就是谁。谁把持皇帝？东林党。
可还没等想好如何对东林党下手，忽然警号传来：客氏被东林党人下课了。
自打魏忠贤和客氏对天启皇帝投其所好以后，东林党人便很少能见到皇帝了，这让一群对国家有抱负的文官感到非常不满，当然，他们并未思考皇帝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而是简单的认为，只要支开魏忠贤和客氏，便可以重新将皇帝拉回帝国的正轨中，衡量后，他们准备先对客氏下手。
赶走客氏的理由很简单——过期的奶妈。
毋庸置疑，皇帝一定不再需要吃人奶，况且她早没奶了，如宫女一般无二，为何三十大几还留在宫中？早该依照祖制，出宫嫁人了，走吧！
拿祖制说事儿，天启帝虽说不愿意，可也没话讲，拦了几个月，到底遮拦不住，还是给出了，魏忠贤虽然知道此事，但一时也没办法，东林党此时的势力还是很大的，朝堂上基本都是该党的天下，一口吃掉它没可能，只有见机行事。
见机行事可不是句空话，先继续让皇帝盖楼，盖得高兴了，就说“让客氏回来？”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我以前的老板曾说过，做销售就是磨，豁出去死皮赖脸，对方也就答应了，此话不虚，在魏忠贤死磨硬泡之下，这一单生意到底做成了，皇帝又把客氏召了回来。
客氏一回，两个又陪着皇帝玩，花样迭出，天启帝乐不可支，完全不理朝政。
东林党人怎么都没想到，逐出去的客氏这么快就回来，他们还指望着先赶走客氏，再对付魏阉，如今看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怎么办呢？
上疏弹劾。
太监之所以得势，靠的是皇帝，皇帝之所以心甘情愿让太监掌控，是因为太监了解他，知道他需要什么。皇帝需要什么？正德皇帝需要什么？嘉靖皇帝需要什么？万历皇帝需要什么？再往远了说，唐肃宗需要什么？汉灵帝需要什么？需要安乐。什么是安乐？有吃有玩儿，凡事不操心，就是安乐。而文官集团对帝国是有责任感的，你说他沽名卖直也好，说他吹毛求疵也罢，但他们还是想把皇帝拉回帝国的轨道上去，也许这么做的目的仅仅出于为了让自己青史留名而已，但是从根本目的上看，总比太监纯属为钱为利要高尚点儿，要有用点儿。
可目的再高尚，也要有手段呼应，否则便是赤手搏虎。
比如徐阶斗严嵩，比如杨一清杀刘瑾，谁不用计？谁不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就算东汉时陈蕃窦武李膺斗阉党，也是找关系拉人手联合作战，可是明代的东林党人，却是什么手段都没有，蒙个头往前冲，除了弹劾，还是弹劾。
肉身喂虎的结果不是大彻大悟，而是粉身碎骨。
记得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也曾这么评价过东林党——没有任何斗争技巧，我始终不理解这群自认才俊栋梁的南方士子们，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猪油蒙心，频频以胸膛挡机枪？
他们似乎只懂得一件事——气节，正所谓国家养士多日，用意只在今朝，今朝若不以颈血相溅，要我等何用？便你也溅来我也溅，本以为一腔热血能引得他人侧目，谁知到了却是一场空，正如鲁迅笔下的《药》一般。
为什么呢？是什么让他们只知以死相拼呢？
在下以为答案只有一个——愤青思路的传染。
东林党人出身于东林书院，彼此照应做官，其指导思想无不是为国为民，甘洒热血抛头颅，自顾宪成，到下面的无数弟子，皆如此，遇到国家有难，便要挺身而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独独忘了一点：人世险恶。
请想，同一类人，同一类思路，还彼此鼓励，彼此照应，只强调结果，从不问过程，可能也根本不屑考虑过程（嫌斗争手段肮脏），结果便是越来越唱高调，遇到问题，解决思路单一。
实际上东林党人的教育，是有很大缺陷的，他们只知为国出力，却不知何时该豁出性命，何时该保存自己，他们只知目的，却不知如何根据环境的不同去达到目的，他们只知斗争，却不知如何缓如何急，如何借力打力，仿佛一个军团，自军团司令到普通士兵，人人只知抱着炸药包往前冲，结果自然是全军覆没。
也许只有一个人到临死前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左光斗，他硬逼着史可法离开诏狱，想为东林留下一粒种子。
愤青要有，但仅凭愤青，救不了世的。
随着一封封弹劾魏忠贤的上书飘落御案，东林愤青的噩梦开始了。
受害总会先从小人物身上发生，先是一些言官被被骂，再有一些言官被贬，天启帝的逻辑很简单，谁不让客氏、忠贤陪我玩儿，谁就是我的对头，对头该怎么办？贬官革职。
此时的天启帝对大臣的处理尚且还亲自操作，所以多多少少有些人性，贬官革职实际上对许多官员来说不算什么，顾宪成当年不也这待遇么？光荣。
于是其余的东林党人更加活跃，频频上疏，有的弹劾，有的劝谏，有的甚至骂人，在他们看来这没啥，越如此越显得忠贞，嘉靖、正德、万历时代的文官，不都是这样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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