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奴才）在。”
“你二人负责直隶盐务清理专案，岑春煊主要处理贪赃不法之人，载泽主要办理盐务改良，这次给端方留点便宜。凡是从直省贪官污吏处查抄出来地贪墨银两，除去专案经费外，其余二一添作五，由朝廷和直隶对分，也给端方一点甜头。”
“皇上圣明。”载泽大喜过望，周学熙忧心忡忡。
“先别高兴地太早，清查贪官无非是个治标的法子，朕问你，如何保持盐务有序开展？这才是治本之术。”
听林广宇问到这里，载泽不禁额手称幸，来之前，他对改良盐政一事颇为上心，不仅专程请教了熊希龄等精通盐政的官员，另外还对此次文官考试中涌现出来的人物进行了细细考校，最终拿出了条陈。
“奴才清理盐政的思路有四条：第一条，废除引岸制，准食盐全国自由流通，不受阻碍；第二条，改渠道税为源头税，各省食盐出场后，只需就地征收一道税收，其余关卡厘金免予缴纳，既避免层层加码，又避免处处雁过拔毛；第三条，各省设盐务稽查处，一旦直省改良取得成效，便向全国推广，最终使得盐政大权操于朝廷。”
引岸制是清代食盐销售的特殊制度，即各省消费区域划分为地盘不等的销区，采取法律形式严格规定，某省某府县只能贩卖和食用特定产区所产的食盐。甲岸之盐到乙岸出售便是侵权，乙岸食户到甲岸贩盐即为犯私，均为法律所不容。这种划分虽然明确，但在具体规定中却相当不合理，往往一个地方地居民不能就近食用邻岸的廉价食盐，却要远行数十里购置所属盐引的高价之盐。虽然有着以销定产的便利外壳，但其实是以行政垄断、地区垄断为基础地，造成了整体不经济。
因为中国地域广袤，各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状况十分错综复杂。以中央立法的形式硬性规定场处、产量、销岸，本难合理，更不符合商品流转地经济原则。况且，由于各地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同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旧有的引额分配、销区划分的僵化模式往往越来越可笑，死守着不肯改只能是积弊重重。
而在这种体制下，引票除了维系盐商进行垄断买卖的唯一合法凭证，犹如一张销售特许证，只要持有该证便能获得不菲的收入，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引票又是由各地方盐运使主持签发，盐商为了能获得这种“发财许可证”自然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在这样的情形下盐运使能不纳贿、不贪污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很好，证明你们平日是用功了的。”林广宇琢磨了一下，这个改革思路倒是与他的想法接近，便道，“好生去做，遇有阻碍及时向朕禀告。”
“臣（奴才）等定不负皇上重托。”载泽是因为能够收揽盐政大权而高兴，岑春煊是因为能够继续追究庆－那－袁三角同盟的残留分子而高兴。
正文 第三卷 第三十四章 排除干扰
正文 第三卷 第三十五章 额外插曲
正文 第三卷 第三十六章 自求多福
虽然载泽推行盐政改良不无为自己谋求政绩的用心，但如果抛开这点私心，任何不带偏见的观察家都会承认他其实找到了一个改良国家财政的切入点。
对国家财政而言，海关关税的权力虽然控制在总税务司以及各大列强手中，但因为列强高明的工作方法以及海关系统相对高效、廉洁的工作作风，海关关税的征收其实是帝国最具活力、最富稳定性的财源；田赋的税收虽然杂乱且繁多，但因为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束缚和一套行之有效的乡民管理体制，田赋依旧称得上稳定。与这两项对照，帝国盐政却只能用混乱来形容，已到了非改良不可的地步。
就全国范围而言，海关税收和田赋征收的标准和方法都是一样的，但盐政却大不相同，存在着五种不同的体制。
第一种称为官商制，属政府专卖制，即本地区食盐的远销系由官府直接经营，官运官销或官运民销，包括吉林、黑龙江、广西等三省即如是；
第二种称为民商制，属于有限制的自由买卖制，即本地区商人可在某一盐场收购食盐，足额缴纳税收后可在本省范围内自由贩运、销售，奉天即采用此种方式；
第三种称为民主官从制，属于限制较多的自由买卖制，即本地区商人只能从官方机构购入食盐，然后可在本省自由贩卖，或者在官衙指定的范围内自由运销。包括云南、福建两省；
第四种称为附带商制，在西北僻远地区，因为人烟稀少、交通困难，官府对于盐政管控较有难度，于是便将盐税随同田赋按照某个固定比例一同征收，然后允许民众自由贩卖、购销，主要包括新疆、甘肃（含青海）、外蒙等；
第五种称为引岸制。属于严格控制地商人专卖制，在这个区域内。有关食盐的运销由在官府注册的殷实商人承担，这些专商捏有多寡不等的、由原来户部印发的特许证——引票(盐票)，在向政府包缴相应的固定税额后，盐商按照引票确定的规模，每年可向指定盐场地场商(也有本身兼为场商者)或官收机构购入一定份额的盐斤，经批验所核定后起运，经过关津。照例盘查，引、盐相符地即可放行。包括直隶、两江、湖广、江西、浙江、山东、山西等主要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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