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岸制里面的学问就多了，载泽意图改良的针对性也主要是针对引岸制。
在引岸体制下，盐商所运载的食盐到达制定盐岸（限定销售场所）后，或者批发给当地商贩经销，或直接开设店铺零售给个人。这些盐商形象地被叫作运商，或引商。势力大的，一个盐商拥有数个盐岸。势力小的，有可能几个盐商合起来拥有一个盐岸。认引多者又称总商，认引少者谓之散商，但无论势大势小，盐商都是当地商界的头面人物，拥有不可小觑地运动能量。
按照规定。这些商人持有的引票可以世代相传，成为一种可继承的特权。虽然按照最初的法律，引票不准私下辗转售卖，但由于引票背后所蕴藏巨大的垄断利益，使得引票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有价证券。相沿既久，抵押转售已成了习惯。
甚至很多运商自己并不直接经营，而将引权租给他人办理，从中进行资本盘剥。按照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引票来区别，那些占有盐岸者被称为业商或寓商，而那些租用他人引票进行经营的称为租商。
由于食盐销售的高额利润回报。引票地价格越来越高。很多运商本人并不参与直接经营，只靠着引票的边际效用所带来金钱而发财。光绪年间。两淮之处有“一票万金”之称呼，那张小小的，原本根本不值什么钱的纸片带来的效用超过同样投资价值的10倍，让人何乐而不为？
更有甚者，有人居然还以引票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借入大宗款项。这种制度积弊重重，但因为朝廷为了盐税征收地方表与可靠，并可以随时以各种名目向这些商人索取大量额外的费用。在全国多数地区维持这种制度是由于收税便利，有可靠的保证而继续存在的。
由于销盐有岸，行盐有引，盐商的销售渠道和销售市场得到了充分保障，他人休想染指盐的运销，即便有也被官府和盐商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拼命予以拔出，贩卖私盐在《大清律令》当中是比贩卖毒品还要严重、恶劣的罪行。
在垄断体制的保证下，盐商享有着充分的独占地位，无他人竞销之虞。食盐运到岸上后，不法商人或者掺砂掺土，或者减秤抬价出售而发家致富；盐务官吏视之为唐僧肉而分一杯羹，索贿受贿，上下其手，不管再穷的省，盐运使都是肥缺。而广大民众即便肯出高价，也只能吃到质量低劣地苦恶之盐。
有些边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风险大，同样分量地盐所能获取的利润就少，在这样地情况下，盐商巨头就对行销边远地区很不热心，经常造成偏僻地区食盐供应的中断，由于食盐是人体必需品，升斗小民为了一、二斤盐，说不定要费上好几天的功夫排队购买——其情形与中石油等控制燃料销售何其相似。
鉴于这种种弊端，载泽一上来就放出风声，主张全面实行奉天省体制，允许商民就场完税后自由贩卖食盐。但这样一来，财政部必将废除盐商们费尽千辛万苦才弄来的引票，他们安得不惧？
是故，长芦盐商听说载泽等抵达天津后，便在张镇芳的带领下组成了庞大的团体前去拜见，名义上是为盐政改良考察团接风洗尘，实际上试图前去游说载泽放弃这个方案，他们所持有的理由便是——各家盐商已经为手中的引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怎么能说废就废？
载泽的态度很强硬：“为什么不能废止？朝廷与户部当时下发引票之时明确说过不准私下转让，你们私下转让朝廷不来追究已经作罢，非要把原本无甚价值的引票炒到万两、几十万两银子一引，只能说你们利令智昏……”
这个理由冠冕堂皇，众盐商从大义上讲根本无从辩驳。眼看那些饭桶还要出口辩驳，张镇芳唯恐局面搞僵，立即打着圆场说道：“钦差使团远来疲敝，现在将息一二，亲请诸位先行回去，过几日再来商谈不迟。”
载泽原本颇为自负，但临行前林广宇对他有过一番敲打，对此情形也予以了淡化处理，只说：“诸位，无论如何改良，朝廷绝不会让大家吃亏。”
有了载泽这番表态，众人的态度平和了许多，纷纷告辞离去。
自熊希龄赴直隶清查盐务后，张镇芳便感觉日子难过了起来，他虽然挂着直隶盐运使的头衔，原本该是官府在直隶盐政上的总代表，但这么多年他早就为盐商所喂饱，成了他们豢养的一条哈巴狗，主人现在既然有难，他不得不拼命摇晃狗尾巴进行讨好。
张镇芳刚才说的一番话虽然同样无懈可击，但究其原因，还是试图寻找说服载泽等人回心转意的办法。至于政治上是否遽然变动，他根本不予关心。
傍晚时分，长芦盐商中的几个头面人物私底下在张镇芳府上碰了头。
“这次盐政改革，是不是朝廷财政困难要弄几个钱花花？果然如此，也不必大废周折，只消将实话告诉我等，我们准备报效即可，何必弄出这么大动静。”
“是不是泽公爷他自己想借此机会？”有人在旁边比划了一个点银票的手势，道，“倘如此便好办，只要我们恶狠狠地砸下去，肯定是可以办成事体的。”
“岑春煊那个恶心东西软硬不吃，我倒恐怕这次事情是他一头挑起来的。”
“对，只要瞒过岑春煊，泽公那里便好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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