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有两刻钟用餐时间，而后便一直进行到此刻，这重头戏方才登场。
宗泽跨步走出班列，行礼奏道：“及到今时，河北难民、北地难民多集结于沧州，中原京畿道难民则集结于济州，少部分涌入徐州与济南。各处难民汇总，人口已超百万五十万。”要不然兵部招募八十个营的新兵怎么会那般神速。
几地的难民安顿、吃住、医疗、病疫、死亡等等情况，宗泽事无巨细的一一禀报，那般多的数字陆谦都记不下来，为由拿起宗泽递上的奏折，来一一映照。
“……预计腊月时分，难民总数就会突破二百万人。整个赈济救治工作，已耗资三十三万贯，粗细杂粮四十七万石，粗麻布六万匹，棉布两千匹，棉被五千条，各类药材近千石，盐糖、葱姜、粗茶愈千石……”
就梁山军赈灾的标准，难民每日四合不足的粮食，一月下来也只是一斗多点。一百五十万难民也非猛地一举开到，而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足两月，按道理二十来万石粮米都是绰绰有余。结果耗费粗细杂粮的数字却是翻倍，原因皆在于那些被集结起的青壮民丁。
梁山军可以一天两顿给难民喝稀得，却不能同等对待济州、沧州、徐州、济南四地动员起的无数青壮劳力，再加上那难民营的住房、水井、水渠等等，都需人力物力。如此之耗费，已经节省。
“据沧州的汇总，北地南来的难民之中，契丹、奚、渤海等族生民，共达三万二千口。济州、济南亦有少量契丹难民，但总数不会超过四万……”
一个很现实的难题摆在众人面前，这些难民，尤其是那些契丹难民，难后要如何处理？
河北、中原的难民还好说，待到春暖花开时候，多是要返回乡里的。但是契丹呢？从反馈的情报来看，那里的难民，无分汉胡，十个当中恐是一个愿意‘回家’的都没。
南京道、中京道的乱局，别说叫北地的汉民无个信心，就是契丹人也心灰意冷。这般便就意味着来年会留居中原的契丹渤海难民至少有三万人，这虽不是个多大的数字，可放在辽国却已经不小了。
要知道，现如今的契丹，皇帝的直属宫户【宫卫军】在十万户上下，各部族牧民有十五万户，御帐亲军两万户，再加契丹贵族下属之奴隶，契丹人满打满算也就百五十万人。而历经了几年的战乱厮杀后，契丹的人口数量必然大幅度下降，现在这三万契丹、渤海等生民，已然是一块肉了。
当然，如此多的契丹、渤海生民若真宁愿落脚中原也不愿意返回北地，契丹内部情况之恶劣，恐远不是外表看起来的这般了。
“契丹、渤海之民虽有牧马放羊，却也多粗通耕种，不若将之拆散，安置于各地，移风易俗，长此久往，自可归入我中国也。”宗泽的办法具体来说，便是一改汉姓汉服，禁胡服、胡语、胡姓。二不准契丹渤海之民彼此通婚嫁娶，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虽然秉着儒家习性，他最后也说道：“契丹、渤海，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六合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当与华夏之人抚育无异。”
然宗泽的这一意见找到了闻焕章、许贯忠、赵明诚等人的反对。“夷狄，禽兽也。故孔老夫子贱之，以为彼国虽有君然不知君臣之礼、上下之分，争斗纷然。中国纵亡无君，必不如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诸夏之亡也。”赵明诚这一番话将契丹贬低到了骨子里。
闻焕章进言，“彼辈今日人少，方只三四万人，日后者会何其多？大王素来胸怀远大，志向远迈汉唐，来日必然混一九州，鞭挞天下。届时契丹渤海乃至女真之民将何止百万，一遭悉收于内，臣恐酿李唐之旧祸。”
“窃观昔日诸胡，为李唐所摄，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主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安禄山不反，何人疑之？古人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天地至理也。前车之签，后事之师。今首辅言一盖纳之，安知无那隐伏之邪心，怀腹诽之怨咨。宜令复姓，绝其番语，庶得辨认，斟量处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许其退避。”
陆谦将这些言语悉数听在耳中，讲真，他一时间也难下结论。宗泽之言老成持重，是一很稳妥的法子，但闻焕章、许贯忠等人之言虽似偏激些，但也不无道理。
要知道，眼下的儒家可是正在高唱夷夏之防，无论在朝在野，人家这一点痕迹都甚是明显。
原因就是李唐的教训，且五代十国这一段武人当政时代的恶劣影响。那落在儒家的眼中却也是一段纲常败坏，无忠孝廉耻的时代。
众所周知，宋儒是中国儒学发展历程中一个承旧启新的阶段，随着欧阳修“绝统说”的提出，南北正闰之争失去了其意义。毕竟老赵家得位不正么。后来关于正统问题的讨论已不再是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主要关注的是它所承载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成为历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表达——主流是以文化为限，但在汉民族遭遇威胁的时候，往往就会强调种族至上的华夷标准。
宗泽与闻焕章等人，所持的论调可不就是基于这两点。
或者说从另一方面言语，则是这些齐国的文治头首们对于时代前景看法的不同。
那宗泽宗汝霖无疑很是乐观的，而其他诸人则在现如今的态势下，心中生出了不小的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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