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做决不是舍不得几个钱，而是因为第一，我认为，减少陋习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需要，我应该在这个方面为我的臣民带个好样；第二，理智要求我量入为出，我的收入比你们少啊。”
“圣上的收入有几百万。”阿普拉克辛反驳说。
“我个人的收入，只有我在陆、海军中按职衔支取的薪水，这些钱，我要买衣服，还有其他开销，还要送礼。”
这样，彼得·米哈伊洛夫承担起了个人应尽的义务，以身作则以供臣民效法。有关彼得的另外一种品质，我们可以从一些标准法令中窥见一斑。《军事条令》晓谕臣民：“皇帝陛下为一国之尊，圣上所作所为无须对世上任何人负责，圣上掌有权势，一如基督上帝，按己意与良知治理国家与社稷。”在另一项法令里，这种思想表达得更是言简意赅：“君权乃神授之专制政权。”沙皇彼得是一位专制君主，是权力无边的统治者，他按照自己的“良知”统治着一个大国的臣民。专制君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任务，正如他本人所说，是为达到臣民共享国泰民安这一最终目的而发号施令。
“国泰民安”的思想，是1702年彼得在号召外国人来俄国工作的一份上谕中最初提出来的。虽然这份上谕是就个别问题写成而且是供外国人阅读的，但仍不失为一份具有纲领意义的文件。彼得设想的治国方式是“俾使吾国每一忠实臣民均能知晓其在个人福利与国家昌盛方面所应有之一致愿望为何”。事隔二十年，彼得使这种思想更明朗了：“应为上帝所赐恩典与众人幸福而努力工作，以减轻人民之负担。”
“国泰民安”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是发展贸易，手工业和工厂工业，遵守法纪，根除税收和征兵工作中的“流弊和重负”，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在沙皇彼得在位年代，俄国的居民分成两个等级，即纳税阶层和特权阶层，二者泾渭分明。纳税阶层包括农民和市民，特权阶层包括贵族和僧侣。各阶层的“安居乐业”生活迥异，由于各自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其间有着霄壤之别。
那时，封建社会的阶层结构仍沿袭祖制，但各个阶层所负义务却有所改变。一言以蔽之，就是向国家提供的徭役名目繁多，有增无已。它涉及到所有的阶层，享有特权的贵旅阶层也不能幸免。当然，其对农民、商人、贵族和僧侣的命运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
在各阶层中，农民阶级忝居人下人。举凡军费开支，工业投资，要塞营造和城市建设，国家机关的供养，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首先落到农民肩上。现在除去原有的捐税和徭役之外，给他们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负担：义务兵役，修路造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船只税、龙骑兵税、军需品税、马鞍税与马轭税等等）。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运输徭役——用大车把辎重和新兵运到战场；还有驻军徭役——不仅要管新兵住，还要供他们吃。
“国家”的利益要求兼顾农业，不使它因耕者的徭役过重而濒于崩溃。彼得之所以起草《爱护耕者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这道上谕说，耕者“为一国之命脉，国家靠耕者维持生机一如动脉（即大血管）之滋养人体。故对耕者需加爱护，不令其负担过重，使其免于受责或破产，凡我官员，尤应善待之”。在这道上谕里，农民首先被目为老实的纳税人和新兵的供养者。如果农民因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荷而倾家荡产，他们就无力履行这几项主要义务，因而也不再成其为维持国家生机的命脉。
在另一道牵涉到农民的诏令里，也体现了彼得的上述思想。例如，彼得曾责成地方官查清，究竟有哪些地主由于向农民摊派过重致使土地荒芜。如遇此种情况发生，应向枢密院报告，由枢密院把这些领地拨给其他人——破产地主的亲戚经营。
沙皇之所以一再颁布诏令追寻逃亡农民，并把他们归还原领主，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维护个别地主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国家即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的出逃是他们的一种反抗形式。政府要求留在原地的农民纳税和服兵役，还要代替逃亡农民负担一份。结果，欠税增加，欠征的兵员额也增加了。因此，政府对逃亡农民绝不手软。
由此可见，所谓“天下大同”对农民来说，只不过是维持他们有为贵族官僚国家提供全部繁重徭役的能力。国家法律所要达到的也无非如此：对农民予以一定的“保护”，使其免遭破产地主的迫害和地方当局的鱼肉。迄今所知只有一份诏令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但即使这个诏令也只具有建议的性质。沙皇呼吁那些由于把农民的孩子“象牲口似地”卖掉，而造成“哀鸿遍野”的小地主贵族应扪心自问。彼得指示“禁止买卖人口”，但却附有一个保留条件：“……设若无法完全禁止，则在确有此需要之情况下，只可将全家或同姓人一起出卖，不得将人口单独售出。”
“天下大同”的内容，对城市居民来说，其含义又稍有差别。同农民一样，市民也是纳税人和兵源的补充着，但除此之外，市民还以商业税和手工业税款形式保证国库的补充收入。所以，彼得对商业发展和商人利益的关心是由来已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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