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这份充满激情和期望的命令下，五十七师8000名官兵在师长张复振和政委张文彬的带领下，随即成建制地奔赴石油战线。“石油师”的光荣名字和光荣传统，几乎占据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主要光荣和历史。如今依然在北京健康生活着的原“石油师”政委张文彬老人，经常拿出一张几十年前他和战友们接受毛泽东主席改编命令时的老照片，十分自豪地扳指头数着从“石油师”成长起来的部长级领导干部的名字：除他本人外，还有宋振明、陈烈民、李敬、秦文彩……而当时“石油师”的官兵基本上都分配到了玉门油田。那时的玉门就是新中国的“工业圣地”，吸引了大批优秀社会青年和支边人员前来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首批进口的汽车、拖拉机、无缝钢管等大批设备器材，更是源源不断地运抵玉门……沉寂几万万年的祁连山下，成为全中国人民向往和瞩目的地方。像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开国元勋先后到过玉门视察。1958年7月，余秋里上任不到5个月，在安定四川战局后，与康世恩等人来到当时占全国产油51%的玉门油田。
将军部长第一眼看到玉门油田时就非常激动。行程的一路上问遍了康世恩无数问题。作为新中国接管玉门油田的“钦差大臣”，康世恩更是兴致勃勃、如数家珍地向将军介绍了玉门的全部历史和现状——
玉门位于祁连山北麓的山腰地带和山脚的戈壁滩上，西距玉门县100公里，东距酒泉市80多公里，海拔2500米。与万里长城西端终点的嘉峪关城楼遥相呼应。早在1600多年前的西晋时，祖先就发现这里有石油。古文献《水经·河水注》记载：“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水肥如肉汁，取着器中，始黄后黑，为不可凝，燃之极明，与膏无异，但不可食……谓之石漆。”以后各朝代也都有石油的记载。清末名将左宗棠坐镇酒泉时，曾派人去玉门取油样送往法国化验，证明油质十分理想。但当时条件不具备，无法开采利用。到了20世纪初，在中国石油事业的开山鼻祖翁文灏及他的弟子、“中国陆相生油论”创立者之一的谢家荣到甘肃玉门考察后，才真正开始了玉门石油的开采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翁文灏安排下，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师的孙健初3次来到玉门考察石油。1937年10月，孙健初在西北试探队队长史悠明的引领下，从酒泉向西行进，相继在玉门县几个地方考察，结果在一条名曰“石油河”的老君庙一带见有几个农民在河里捞油。这让孙健初他们大喜，“玉门有油”，很快报到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这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是一位与邓小平同龄同乡的四川人、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专业（北大首届地质专业毕业生总共才有4名学生）、从瑞士伯尔尼大学留学回国不久、年仅34岁的著名大地地质构造学家黄汲清（黄后来是大庆油田的最主要发现者之一，名列李四光之后）。瘦小的黄汲清一听“大胖子”孙健初的报告，欣喜若狂。因为他接手中央地质调查所后，所里捷报频传，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挖掘工作刚刚完成，玉门又发现大油田，能不让这位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科学技术专业部门的年轻领导者高兴吗？黄汲清迅速将玉门的消息报告了时任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翁氏听后大喜，连忙向“蒋总裁”报告。哪知此刻的“蒋总裁”根本没有工夫管这类事。“九一八”事变，弄得他焦头烂额。说蒋介石在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一心就想投降，似乎不太符合历史事实。蒋介石开始确实也想“娘稀匹”地跟日本人干一场，他甚至命令“外交部长”顾维钧想法争取内外力量与日本人“抗争一番”。顾外长接受任务后，在国际上到处找“朋友”联络，但“朋友”不够意思的占多数。顾维钧只好把目光转向国内。那时东北三省吃紧后，关内的中国整个局面都出现了能源的严重紧缺。顾维钧甚至不得不亲自出面以“顾少川”的名义，串联财界巨头周作民，组织了一个“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以求一线希望。而顾的公司虽不乏财力，但却缺少技术，于是找到黄汲清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此事非同小可，关系到国家存亡大事。黄汲清便与政府实业部国煤救济委员会委员、勘探队长史悠明商议。
“既然玉门见油花了，那就干吧！”史队长倒是个痛快人，说，“过去你先生想和我干也干不成，现在财神爷给拨钱了，时不再来呀！”
于是黄、史二人商定，组织一个以“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共同携手的混合普查勘探队再往玉门一带进行普查工作。
就这样，1937年10月，孙健初带领队伍再次赴老君庙，并在冰天雪地里苦战6个月，全面彻底查清了这一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就是打钻出油了！当“孙胖子”写完《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时，他猛然发现自己仍是在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有啊！
这事也难住了远在南京主持调查所工作的黄汲清。他急步跑到翁文灏那儿求助，翁对他说：“老蒋的家底你不是一点不知道，时下又临全面抗战，哪来钻机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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