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的话使黄汲清大失所望。对呀，有一个地方有钻机呀！黄汲清突然脑袋一拍，兴奋地跳起来：“我听严爽（另一位地质学家——笔者注）说过，延安那边也在打油井，他们那里有钻机，不妨借来用一下！”
翁文灏点点头，说：“是听说过。不过共产党肯不肯借又是另一回事！”
急脾气的黄汲清嗓门大了：“试试再说呗！”
“那就试试吧。”翁文灏说。
几天后，翁文灏专门前往汉口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会晤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决无异议，同意拆迁。并指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具体办理，后由中共驻陕代表林伯渠亲自安排，陕甘宁边区的延长油矿派出钻井工程师等15名技术骨干，两台“顿钻”钻机，还包括两套锅炉和汽轮机、12根套管，还有钻头、钢丝绳等物资共30余吨，由武装的八路军一路护送，辗转运到千里之外的玉门老君庙地区。钻机一到，工人们就开始日夜奋战起来，并于1939年8月26日打出了第一口冒油的井。苦于为资源走投无路的国民政府上下大喜，连蒋介石都当众说：毛泽东也是做过一些有益于民族的好事嘛！高兴之余，蒋介石还批准了经翁文灏提名的玉门油田领导成员，任命著名实业家孙越琦为总经理，严爽为玉门油矿矿长，金开英为玉门炼油厂厂长。这三人中，金开英后来到了台湾，成了“中国炼油第一人”。严爽成为中国石油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而孙越琦则成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值得人们尊敬的重要功臣。
“这么说，在我们石油工业史上，也有很精彩的一段国共合作历史啊！”余秋里听到这儿，不由舒心一笑。随后又问康世恩：“哎，说说当年你接管玉门油田时是啥情形嘛。”
康世恩深情地回忆道：经过解放前11年的建设，我们奉彭总司令之命，于1949年9月28日正式接收玉门油田。当时玉门的原油年产能力8万吨，炼油厂年加工能力10万吨的规模，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产量最多、工艺技术最为领先的现代石油矿厂。有职工4000多人，大部分人对石油勘探和开采及炼油技术颇为熟练。国民党政府对这块“肥肉”是不会轻易送给我们新中国的。在我们接管前夕，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的马步芳对时任油矿经理的邹明不断施加压力和威胁，要求他做好破坏油矿的计划。邹明一想，这怎么行？玉门油田为国家和抗战作了多少贡献不说，这真要把油田炸了，几千名职工咋个活法？他不干，于是决定团结广大员工进行护矿守矿。这个时候，我军在彭德怀大将军的直接指挥下，加快前进。余部长你的老战友、第三军军长黄新廷率领的机械化装甲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9月25日上午到达矿区，才使玉门油矿免遭破坏。黄军长他们解放玉门油田的第三天，即9月28日，王震司令员就向朱德总司令建议并获得批准，我就奉彭德怀司令员的命令做了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
“那时你34岁对不对？”余秋里以欣赏的口吻问康世恩，“你算是我们新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领导干部之一了！”
康世恩推推眼镜，谦逊地：“不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嘛！”
余秋里有问不完的话题：“听说当时玉门有个‘四五事件’，是怎么回事？”
康世恩说，是，这是我接收玉门后碰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四五事件”说的是玉门油矿过去按照惯例，都是每月的第一天发工资。可是1949年4月这个月到了5日，工人们还没拿到工资，大伙儿一打听是油矿当局扣下了不发。工人们就火了，一批炼油工人闯进油矿办公室，怒打了当局一位代理经理，当时总经理邹明出差在上海。事后，有19名工人遭酒泉警备司令部逮捕，其中3人开除公职，4人判有期徒刑。“四五事件”就这么出来了。玉门一解放，我们接收油矿后，工人们就强烈要求重新处理这件事。我和军管委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通过在全矿开展“谈身世，吐苦水”的阶级教育活动，并彻底为“四五事件”平了反，工人们的积极性异常高涨。油矿迅速恢复了生产，而且越干越好。有一次矿上一时现金出现了周转困难，该到给工人发工资时，矿上的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这事被彭总知道了，他立即找来后勤部长黎化南问道：“你手里还有多少银元？”黎部长说：“总共只有5万元银元。”彭总说：“全部给玉门先送去！他们那儿着急要给工人发工资呢！”第二天，这些钱就送到了玉门。
康世恩说到此处，感慨地：“中国的石油，有彭总的一片苦心啊！”
余秋里深情地点点头：“彭总主管军队工作，他比谁都更清楚油的重要性。现代战争中坦克没油，大炮没油，战车没油，不等于等死嘛！有一次总理对我说过，说彭老总有一段时间每次见了他就催问油搞得怎么样了？总理被问急了，双手一摊，说你这么着急要油，那你派部队的人去找油呀！这不，你我都是彭老总推荐来石油战线的，我们的责任不轻啊！”
踏上玉门油田的第一步，余秋里迎着西北高原习习的清风，心潮起伏。现在，他是来领略和指挥新中国最重要的油田开采新高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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