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听了深以为然：“先生说的对。”
君臣谈话接近尾声，万历关怀说：“先生沿途辛苦了，今日见面后，先在家休息十日后再入阁议政吧。”还吩咐司礼监太监张宏引导张居正到慈庆宫、慈宁宫，朝谒两宫皇太后。
金秋九月，张母赵氏在司礼监太监魏朝伴护下，抵达京郊。万历特命司礼监太监李佑到郊外慰劳，两宫皇太后也遣太监前往郊外慰劳。
一路上，仪从煊赫，路人争相围睹首辅之母的仪容风姿。万历皇帝及两宫皇太后特意把张母接进宫来，赏赐大量金银珠宝，用对待家人的礼仪盛情款待张母。
皇帝与皇太后对张先生尊崇得无以复加，俨然超越君臣，亲密如家人。君臣关系，千古无量。
第十三章 权力巅峰
权力的后遗症
或许是自信心极度膨胀，或许是皇室无与伦比的依赖宠信，或许是门生接连不断的弹劾给张居正精神上带来莫大刺激，夺情以后的首辅在工作作风和个人操守上都有很大转变，他变得听不进反对意见，且好奢乐谀。
一般而言，人性格中存在的缺陷与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消极面与积极面同时存在。积极面会促使人成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消极面开始占上风，成为制约人前进的瓶颈，乃至功败垂成。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会勇往直前，任他谤书盈箧也从不理睬，是铁腕宰相的行事风格。这种风格好而言之是执着果断，但太过坚持己见未尝不是刚愎自用。
刑部侍郎刘一儒非常担心，位高权重的首辅一味这么唯我独尊地放纵下去，一旦酿成大错，必将遗恨千古。刘大人便以讨论时政的名义稍加规劝。
刘一儒绝非等闲之辈，张居正早在翰林时期与他官位相匹、志趣相投，并把自己的掌上明珠，美如天人的独生女许配给才品卓越的刘家公子。
张小姐出嫁时，宰相老爸为宝贝女儿准备了珍宝首饰作为嫁妆，可刘氏父子自居清名，新媳妇携嫁妆进门时，他们吩咐下人把那些陪嫁的珠玉绸缎小心封存了，不许擅动。
这番举动，不管刘家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传出去博得了相当的好评。刘氏如此冷淡对待权势巅峰的张氏，其中奥妙颇令人探寻与玩味。
刘一儒在写给张居正的信中首先肯定亲家的治绩：“自公辅政，订立省成之典，恢复久任之规，申明考宪之条，严格迟限之罚，大小臣工，鳃鳃奉职，治功既精明。”
然后笔锋一转，给以忠告：“然政令过严则变得苛刻，法律太密则变得扰民，当今综核既详，弊端剔尽，而督责复急，人情不堪，不利于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也。”
这些见解比较中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社会舆情；刘侍郎希望张居正在万历新政取得初步成效后，适当调整政策，“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
假如张居正接受刘一儒的忠告，或许可以收回部分早已失去的人心，但若真的接受忠告，便不是张居正了。考成法旨在给怠工官员套上紧箍咒，实现综核督责，现在稍有成绩就想放松赚人气，这正是张居正不愿看到的。不图虚名正是张居正无限精神力量的源泉。
亲家自觉无趣，从此渐渐远他而去。
万历初年的政局，在时人和后人看来，终有“精明有余，浑厚不足”的印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下属们为讨首辅欢心，看相爷眉宇行事。投机钻营之徒争相阿谀献媚，向张居正赠送黄金制成的对联，赫然刻着：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显然把张居正和皇帝抬到同一个高度，颇有僭妄之嫌。也有人这样歌颂张氏父子：
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高日月；状元榜眼，二男登两第，学冠天人。
张相爷不仅大胆接受，还欣然悬挂在厅房，在这点上颇不如老师谦虚低调。当年徐阶退休回家，堂中挂着如此谦虚的对联：“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
喜好阿谀倒不能算太大的污点，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美，只是外在表现有所不同。
张相爷失败的地方在于，繁重的政务和巨大的压力使得他疑心愈发重，时常用猜疑的目光看待同僚；站在权势高峰的他偏偏又轻信了一些奸险小人。
追随张相事业的不乏有识之士，也混杂了不少奸佞之流，阿附者们仗着首相威权，四处招权示威，在外肆意妄为，同时也败坏了首辅名声。
张门“鹰犬”为了讨好相公以求飞黄腾达，妄自揣摩首辅心思，看到某人与首辅稍有不和就肆无忌惮攻讦排挤，致使不少正直之士不安于位，更有甚者杀人献媚，使张相爷更加孤立，丧失人心。
高处不胜寒。
张居正挚友陆光祖看不惯昔日好友今日的执拗，时不时敲打规劝他。当首辅父丧之日，大小官员身着素服到朝房拜谒相爷，唯独陆光祖照常穿着便装见他，众人尴尬地瞅着“另类”的陆大人，无人为他设座。
陆光祖厉声道：“公卿‘坐而论道’啊！”
他大步走上前，一屁股坐在本属首辅之位的上座。古代入座颇为讲究，在场诸位惊慌失色，陆大人也太倨傲了，首辅马上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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