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人家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的。
所以说，即使从时间上看，似乎全面在中国建立全新的制度，把中国推入到工业化进程中有些提前，但是从未来的历史发展的角度，考虑目前的条件大航海，复兴党的所作所为都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的。
毕竟复兴党所要建立的工业化的新中国，既有先进的生产力，又有先进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相对封建制度先进的社会制度在逐步确立的过程中也不是一个和风细雨的过程。这个在历史上非常先进的社会制度，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的过程是一个腥风血雨的过程。
几百年后的英国人可以在吃饱喝足国家充分发展的前提下，一边剔着牙齿中的肥肉，一边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可是他们忘记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世界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到底吞噬了多少童工女工男工以及农民的生命。那些环保主义偏执狂也忘记了，伦敦那个“雾都”的称呼，可不仅仅是气候原因那么简单。
在朱湖农场的招待所里喝着浓茶，站在房间的窗户边上看着朱湖农场的水泥厂玻璃厂金属加工厂罐头厂等农场下属的企业那些还没有成片成群的冒着滚滚黑烟的大烟囱，王书辉的思考跨越了时空的限制。
他在和楚思卫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之后，想明白了很多问题。
王书辉发现，自己仅仅是走了两个农场，进行了一个星期左右的调查，就搞清楚了一个问题：自己不过是离开湖北几个月的时间，彻底的脱离基层还不到半年的时间，自己身上作为现代人的小资产阶级圣母病就发作了。
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十七世纪的中国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十七世纪的中国人民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民，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十七世纪的“以人民群众为导向”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以人民群众为导向”。混淆了两个时代，忽视了两个时代完全不同的实际情况，就是王书辉最大的问题。
和经历过近代的中国人民不同，没有经历残酷的近代史考验的十七世纪的中国人是完全没有任何觉醒的，和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紧密的绑在一起的需要改造的对象。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仅体现在封建统治阶级的身上，它更是像寄生虫一样，牢牢地盘踞在一亿多封建社会的被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大脑中的。
王书辉发现，现在的问题不是自己过于“铁石心肠”的问题，而是自己心太软的问题。他能够对封建统治阶级毫不犹豫的举起屠刀，但是他却忘记了，封建主义的毒素可不仅仅是渗透在封建统治阶级身上的。像魏老三一样，无数的封建农业时代的劳动者身上，一样被封建主义的毒素浸透着。
王书辉这一个星期左右的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问题：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因为他们是挡在复兴党领导的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复兴党毫不犹豫的粉碎了他们。那么对于复兴党建设工业化中国的伟大目标来说，所有的像魏老三一样的，不肯接受工业化改造，死死抱住封建农业社会的旧思想旧观念的人，同样是复兴党建设工业化新中国目标的敌人。
对于魏老三以及一切像魏老三一样的人，王书辉是不应该有任何的心软的。
除了对自己思想的反思之外，王书辉也觉得相当的欣慰。至少这一次事情，让王书辉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学生们做的比自己好要好，自己的学生们没有像自己一样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荼毒，比自己更加的纯粹，比自己更加的坚定。
要知道，因为王书辉坚持不懈的在复兴党内贯彻人民利益第一位，为人民服务第一位的思想，像他一样，被人民这个大帽子扣住的犯了圣母病的病人，其实也是相当不少的。
同样的，在复兴党内部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大帽子，动不动就反对改革，动不动就阻挠改革的人，把对人民的改造当成是对人民群众的苛待和暴虐的人，同样也是相当不少的。
王书辉甚至联想到马老人家在《宣言》的一段话：
“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剌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王书辉心里带着些奇怪的恶意想到：真理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啊复兴党这个刚刚建立起来不久的代表着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组织里，居然也有这么多戴着维护人民利益的假面具，挥舞着“为人民服务”的大棒，骨子里却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的反动分子。
如果不是自己对“实事求，到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原则的坚持，自己被党内那些貌似“为民做主”，本质上却是反对进步反对对人民进行工业化改造的家伙们，还真的就有把自己糊弄住的可能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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