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在现代社会里因为他面对的是已经成年的大学生，所以才表现的不明显的原因吧。因为王书辉在明朝末年的学生都是年纪较小的少年儿童，王书辉身上的那种教育工作者的父母心态表现的非常突出。
为了保证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王书辉甚至都不相信自己治下的普通民众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那么在这种的心态下，他怎么会允许在他的治下出现以牟利为目的的专门贩卖少年儿童的人口贩子存在呢。
所以在王书辉亲自主持的复兴党第一次严打行动中，枝江县境内凡是从事少年儿童贩卖，或者与少年儿童贩卖有关的一切人和组织，都受到了复兴党极端严厉的打击。
杀人抢劫这样的恶性犯罪在复兴党手下也不过是接受重体力高危劳改，“劳作至死”的惩罚。但是针对拐卖少年儿童的人口贩子的时候，王书辉采取的是针对阶级敌人的惩罚方式。
当时枝江境内所有从事人口拐卖的人贩子和为这些犯罪分子提供帮助和便利的所有饭馆酒店和衙门里的差役等相关人员，先是被戴上高帽子，在枝江县内进行游街示众，然后又在公共场所接受所有人的唾骂，最终不管是主犯从犯还是看起来似乎有点无辜的相关人员，都在公审大会后被复兴军战士吊死在绞刑架上。
甚至于复兴党对于这些犯罪分子的尸体的处理，都显示出一种比较暴戾的情绪。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尸体风干了，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尸体才会被一把火烧掉。
与这种暴戾情绪相对的是，王书辉对于在这次行动中被救援出来的少年儿童表现出了一种真诚的温情来。很多被人口贩子藏匿在恶劣环境中的孩子，都是王书辉亲手救出来的。这其中就有现年十七岁，刚刚从西山基地里毕业几年的张永涛。
幼年时的经历，给张永涛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把王书辉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产生的感恩情绪，变成了自己学习和训练的动力。
所以在十三岁那年就完成了初级中学水平教育的他，主动要求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在三年后顺利通过考核的张永涛终于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和王书辉老师一样的灰色军装。
按照复兴党的基层锻炼制度，在新兵训练基地里完成了基层士官培训的张永涛，在1630年的时候被分配到鲁东军区，在鲁东军区某营下属的一个班担任班长。
在鲁东军区担任班长的两年里，表现出色的张永涛先是升为教导员，之后又升职为排长。
1632年初，作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张永涛所在的营非常幸运的被抽调组成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参加了沧州战役。
和所有西山基地教育出来的年轻人一样，在斯巴达式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永涛身具“木”和“狂”两种特质。
说他“木”，是因为他在为人处世方面表现的非常的死板。对于各种条例和纪律他掌握的非常好，真心实意的按照这些条例和纪律来规范自己的所有行动。说他“狂”，则是他在部队训练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奋不顾身，一丁点也不在乎个人安危的特点。
“木”还没有什么大不了。在复兴党的那种工厂化教育模式下，在复兴党的那种重规矩重制度的环境里，“木”是复兴党人的一种普遍性特征。机械和教条在复兴党内随处可见。
但是“狂”就属于只有西山基地出来的人才有的独特特征了。复兴党工厂化教育体系教育出来的常规人才，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求平求稳的特点。但是西山基地出来的人，因为西山基地的环境过于极端和单调，所以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极端和激进的。
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张永涛所在的排的日常训练工作本来是应该由排参谋来主持的。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军校毕业的基层指挥员还是正常升迁上来的排长，都不会自找麻烦去干涉日常训练的工作。但是身具“狂”气的张永涛则觉得，因为缺乏实战，他带的这些兵身上都缺乏杀气，没有狠劲儿，必须要加强训练。
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会在排参谋主持的日常训练之外，对士兵进行加练。不是二十公里越野训练，就是班组对抗训练。甚至于在刺刀训练中，他还不允许士兵们给刺刀加装刺刀鞘，而是领着大家用亮光光的刺刀进行真刀真枪的拼刺训练。
因为这个，张永涛领导的排，比他所在的连队里的其他排的日常训练伤员要多出三到五倍来。
张永涛的同事，排参谋王洪玉对张永涛身上的这种“疯狂”是非常不满的。他曾经找到排教导员徐中杨，专门反映过这个问题。
排长张永涛是西山基地出身，参谋王洪玉是军校毕业，和他们两个不同，排教导长徐中杨是实打实的从普通士兵通过三项基本考核，凭借着战功升上来的基层干部。
和没参加过实战的张永涛和王洪玉不同，在济州岛和辽南打过仗，正经上过几次战场的徐中杨知道，张永涛的做法虽然极端，但是鲁东军区的部队因为新兵太多缺乏实战，在他眼中确实也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
所以徐中杨虽然没有直接出面支持张永涛对战士的“极端”训练，但是作为排里一号领导的他，还是耐心的对王洪玉说道：
“张排长确实表现的有些极端，对部队的训练也有点违规的嫌疑，但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也必须要实事求是的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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