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政府的习惯，在地方冲突中，比如北方边区，西北边区或者西南边区，一旦发生了外民族或者非国民和本国人民群众的冲突的话，本国人民处于劣势，发生伤亡，国家就会把事件定性为非法侵略。
国家这样定性了这个问题，那么作为后续处理的方法，国家就会派出当地驻军打击和消灭所有的侵略者，追究这些侵略者所属的政权或者部落的罪责。
而一旦在事件中本国人民群众处于优势，大量的杀伤了外民族或者非国民的进攻者的话，国家就会把事件定性为民间冲突。
作为后续处理的方法，国家同样会派出驻军逮捕和收拢那些参与冲突的外民族和非国民，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然后同样会追究这些参与冲突者所属的部落或者政权。
不过，因为新中国采取的是全民皆兵的基本国策，所有的新中国人民群众无论男女老少都要终生的定期的接受军事训练，更因为新中国对于枪支弹药采取的是有限管制，也就是不允许个人持枪，但是民兵部队和作为各地方群众军训组织单位的地方武装部统一管理个人名下枪支弹药的政策。
所以，当各种抗拒中华民族民族大一统国家基本国策的北方、西北方和西南方的反动分子，发起对边区群众的武装侵扰的时候，无论是当地的人民公社、生产队还是农场里的民兵和群众，都会快速的武装起来，给予侵扰者以迎头痛击。
王书辉提到的西南土司群众和川渝边区群众的冲突，指的就是黔国公沐启元治下的西南土司兵们，因为沐启元集团和高迎祥集团长期的武装斗争导致的严重饥荒，逃入云贵与川渝地区交界地区，意图抢掠川渝边区群众定居点，遭遇当地群众大规模杀伤的事件。
因为这个时代的云贵地区属于一个人口稀少，民族复杂，工农业生产条件都非常恶劣，交通异常闭塞的J肋地区。所以张兆欢觉得似乎没有必要对占据云贵地区和新中国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的高迎祥集团和沐启元集团给予太多的理会。
所以对于王书辉的问题，张兆欢回答道：
“老师，我觉得我们应该对高迎祥集团给予更大的倾斜和帮助。”
“哦。你继续说。”
王书辉已经从冥想中恢复了过来，听到张兆欢的回答之后就让他细致的说说原因。
“我觉得未来十年的时间，国家都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内部建设上。刚刚老师谈到了工业化和环境的关系，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觉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对国内的工业进行第二次革命，全面推广电气化，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内容。”
“至于那些小规模的边境冲突，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解决，而是通过经济和政治和手段对这些冲突进行处理更好。”
“比如对于北方边境采取经济羁縻的办法，目前看来效果就非常的好。近一年的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边境冲突出现。”
“这几年国家对于南明伪政府的经济战效果也非常的不错，让我们从江南地区抽取了大量的劳动力，解救了不少人民群众。”
“从这个角度讲，对于西南地区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扶植和支持高迎祥集团大力的打击和消灭具有民族分裂倾向的西南地区反动分子的办法，逐步的肃清西南地区的反动派。”
“等这个过程持续四到五年的时间之后，总人口不会超过百万的西南分裂分子的实力就会遭到比较大的打击。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武装行动，将残余的反动派和高迎祥集团赶出云贵地区，应该就比较轻松，也没有太大的国内建设压力了。”
第十五章、临时工高迎祥
当年四月，中华人民民主帝国完成了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
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让王书辉有点没有想到，截止到1637年二月，中华人民民主帝国的户籍录入人口已经达到一亿四千万人，和他原本推算的八千到九千万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不过一想到从1620年开始，复兴党先后控制了湖北全省、河南和陕西南部以及山东东部地区，这几个地区的四五千万人口在十数年的稳定粮食供应和超时代的医疗卫生条件下，发生了高速的增长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
要知道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因为国家对全中国婴幼儿和少年儿童的教育和抚养采取了全面或者部分买断的政策，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个别专门靠生孩子赚补贴为生的懒汉混账夫妻。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国家才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抚养法》，从法律的角度杜绝这种所谓的“吃儿女”的丑陋行径。
按照新的《教育抚养法》规定，因为国家制定了完善的退休政策，承担起了全体国民的养老工作，所以从法律实施开始，国家将不再支付给父母教育补贴，而是对所有未成年少年儿童以及婴幼儿天然的获得教育抚养的权力。
新的《教育抚养法》在一些后进地区(后占领地区)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动荡。不过在政府比较细致的解释和宣传的工作下，以及对部分冥顽不灵的“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阶级敌人”的镇压产生的巨大威慑，新法律的推行工作在总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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