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3日，志司通报表扬了一一六师高射炮营。
一一六师高射炮营打掉第一架飞机是在高旺山下，是高射炮一连打的。一一六师上了前沿阵地后，因为四十军的一一八师在后面，就把高射炮阵地往前推进了10多公里。那天，1架美国飞机来轰炸三四六团和三四八团的阵地。当时，军炮兵办公室副主任杜博就在三四六团指挥所里，他和朱恒兴团长等人正在吃饭。杜博这个老炮兵耳朵里听到了自己熟悉的高射炮部队在打飞机，突然他喊起来：“打下来了！打下来了！”
大家顾不得吃饭，都跑出指挥所去看，天空中敌机冒了一串白烟，降落伞飘落下来。紧接着，敌机后屁股着火了，歪歪斜斜地栽到树林子去了。朱恒兴招呼道：“侦察排长，快去把跳伞的飞行员给我抓来！”
“是！”侦察排长带着侦察员们向树林子飞跑而去。
敌机飞行员跳伞一落地，发现四面八方都有我们志愿军跑来抓他。他吓得钻到高炮营战壕的防炮洞里去了。我们又是步兵，又是高射炮兵，好几个连队翻过来调过去寻找这个美国空军驾驶员。有个高炮战士跑到这个防炮洞上，一脚踩到那个家伙了，他叫喊了一声，就把他拽出来了，这个战士高声喊起来：“抓到了！在这里。”
许多人都围过去看。杜博也赶来了。他当即通过文化教员担任翻译审问这个俘虏：“你跳伞下来，你们的飞机找你没有？”
“直升机来救过我，我不敢吭声。”
“你为什么不吭声？”
“我的报话机一响，你们马上不就抓住我了吗？”
“那你怎么办呢？”
“我想天黑以后爬回去，过了这条界线，就活命了！”
杜博严肃地用手摆了摆，嘴里顺口说了一句英语：“no！no！”然后，加重语气说，“你错了，现在你被我们俘虏过来才是真正的活命。”
杜博回到了三四六团指挥所，看见朱恒兴正在批评那个没有抓到俘虏的侦察排长：“你真熊！你没有手吗？怎么就让人家把俘虏抓去了……”
等那个排长走了之后，杜博开玩笑地说：
“老朱，你团长要抢人家的俘虏，我回去报告军长。”
“杜博，你可别瞎说呀，可不能讲这件事。”
第二个被我们捉住的是英国空军飞行员。说起来像给小孩子讲的一则笑话，其实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一一六师高炮三连一方面负责保卫师指挥所，另一方面担负着掩护炮兵阵地的安全。那天早晨天刚亮，这个连的文书和通讯员起床后到外面解手。他俩刚要蹲下来，裤子还没有脱下来，敌人的飞机就来了，这是1架最讨厌的校正机。他们俩仰着脖子，两双眼睛一直仇恨地盯着敌机。忽然，文书说话了：“来！来！我们两个人来打这架飞机吧！你装炮弹，我来瞄准。”
有人听到这里，还以为这是连部的两个勤杂人员（又都是不到20岁的小战士）在开玩笑。否！全是真的，一个人负责装填炮弹，一个负责瞄准，“当！当！当！”3发炮弹就把这架校正机给揍下来了。后来，每人立了一大功。
杜博找到这架飞机上被三连抓住的俘虏。他穿着英军的服装，脚上还是一双红色的皮鞋，兜里还揣着刮脸刀，杜博审问的时候才知道他是英二十七旅炮兵营的上尉观察员。杜博问他：“你是怎么被我们打下来？”
“我呀，我是不听朋友劝告才被你们打掉的。”
“你不听什么朋友的什么劝告？”
“昨天，我的一个中尉朋友对我说：你无论如何不能飞过那个龟村洞的山沟，高旺山下边的一条毛道，那地方的志愿军高射炮厉害呀！打得准呀！上次，我一飞到那里就往回跑，躲开了。你可要当心啊！”
“你怎么没往回跑呢？”
“我忘记了朋友的劝告，一飞到这里，我往下一看，坏了，到了龟村洞。我赶快往回拐弯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的飞机正要往回拐弯时，就被你们的高射炮打下来了……”
自从我们志愿军各部队普遍开展对空射击以来，特别是在英勇的高射炮兵给敌机以沉重地打击下，敌人空军飞行员天天都担心着哪一天会被打下来。我们曾经问过被俘虏的美国空军飞行员：“你们对志愿军的高射炮火怕不怕？”
他们一提这件事，一个个都谈虎色变，用手指着自己说：“我最大的幸运就是我还活着。”
美军一个中尉飞行员说：“现在驾驶飞机同七八个月前不同了，都小心翼翼地担心着你们高射炮火的袭击。我们队长没有飞到目标上空就被你们揍下来了。”
1951年年初俘虏的美国一个中队少尉飞行员说：“我去年冬天曾在朝鲜作过战，因为飞行员在朝鲜上空伤亡过大，又被调来朝鲜。大家都对我说：‘伙计，现在不会再像一年以前那样自由自在地飞行了。’”他还说，“我这个中队到朝鲜作战以来就损失了40余架飞机，最近又被你们打掉了两架。”
美国人所夸耀的“空中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飞机在朝鲜战场的上空通行无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在他们的空军飞行员中普遍患着同一种怪病——空中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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