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殖民地征兵问题
谦二知道吴雄根，是一九八九年加入“非战兵士之会”后没多久的事。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会报《非战》上连载了吴所写的手记《不带枪的士兵》，内容讲述日本战败前的八月十日被迫入伍关东军，连武器都没配备便上战场作战，结果身负重伤，成为苏军俘虏，之后在赤塔的陆军医院接受治疗，并辗转于各处战俘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被送至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故事。
谦二读过文章，想起了第二分所正好有一个转移来的俘虏名叫“吴桥秀刚”。
他的床位就在我附近，但是当时几乎没说过话。不过很少发生只有一个人转移过来的情况，当时还想大概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记忆中只知道他很能讲俄语，是个朝鲜族。这篇文章说的可能就是他。
那篇手记的许多描述都唤醒了谦二的记忆。吴雄根出生在现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野战医院时偶然拿到一本日语的《俄语读本》，于是一面在战俘营劳动，一面将俄语学到精通。之后要求他担任翻译，配属在赤塔的火车机关车修理工厂工作。苏联的“政治军官”要求他密告“前职者”（担任宪兵或特务机关的人员），但遭他拒绝，苏军因此免去他的翻译职务，并将他送至第二分所。
谦二思索“吴桥”这个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在朝鲜施行“创氏改名”，所以才换成这种日本式的姓。稍后谦二向《非战》的编辑部询问作者住址，接着写信给这位在中国的吴先生。谦二写了当时许多战俘营的情况，内容也问及对方是不是当时的“吴桥”。
过了一阵子收到回信。“当然他不知道我是谁，但回信中说明他确实是当时的吴桥。”此后两人之间开始持续数次书信往来。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队中，当时被视为日本一部分的朝鲜半岛出身者共有军人十一万六千二百九十四人，以及军属（为军队工作但非正式军人）十二万六千零四十七人。同样的，台湾也有八万零四百三十三名军人与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名军属。朝鲜人当中战死或者行踪不明者共有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二人。
成为苏军俘虏的朝鲜人原日本兵的数量，有各种说法，大概有一万人。他们回到韩国之后，也因“原日军士兵”身份遭到歧视，并带有“共产主义间谍”的嫌疑。一九四九年二月曾发生过大约五百名韩国人俘虏越过“三八线”回国时，遭韩国士兵误射造成三十七人死亡的事件。[10]
他们回到韩国后，遭到公安警察讯问、警察监视与就业上的歧视，处境比日本人更糟。一直得等到二〇〇五年韩国政府重新修正历史观，才恢复了他们的名誉。[11]
中国台湾的原日本兵中，也有遭拘留西伯利亚者。根据其中一人的回忆，因为国民党的持续压迫而无法返回台湾，最终只能留在日本[12]。即便他回到台湾，恐怕处境也不会好过上述韩国人拘留者。
吴雄根虽然回到了中国，但他还是受了很多的苦。不久，他从延边大学毕业成为医生，却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检举是“日本关东军思想反动分子”[13]。
吴雄根并不知道日本政府的政策与和平祈愿事业，并且无日本国籍者，无法成为和平祈愿事业的申请对象。
但谦二考量，“这种慰问金更应该支付给类似吴这种处境的人”。谦二说：“朝鲜人被当作日本人征召，现在因为是外国人所以不支付慰问金，这太奇怪了。”
谦二申请了自己的慰问金，领取了十万日元国债，并将其中的五万日元送给了吴雄根。“本想全额都送给对方，但一方面考虑对方的心情，一方面也想传达彼此相互连带的想法，所以采取各拿一半的方式”。
二战结束前，朝鲜人、台湾人都拥有日本国籍。日本战败后的一九四七年，日本政府发出“外国人登录令”，拥有日本国籍者，如持非日本内地之朝鲜、台湾户籍，“短期之内”将“视为外国人”。接着在一九五二年四月GHQ占领期结束后，立刻片面剥夺这些人的日本国籍。
在此之后，想要取得日本国籍，就得通过正常的“归化”手续，申请“归化”必须接受财产、纳税额等的审查，能否通过完全取决于法务省的裁量。
早在一九一〇（明治四十三）年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时，日本就未给当地居民选择国籍的权利，单方面赋予日本国籍。且对他们而言，连脱离日本国籍的方法都没有，因为日本政府惧怕亡命中国东北从事抗日运动的朝鲜人，会借由脱离国籍使自己处于日本警察管辖范围之外。[14]日本政府在一九一五（大正四）年的对华《二十一条》与《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中，主张当时中朝边界的“间岛省”朝鲜族也是“日本人”，因此日本政府管辖权及于他们的土地。
一九四四年，战争白热化时，日本政府在朝鲜也发布了征兵令，最后连间岛地方居住于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也成为征兵对象。就这样，类似吴雄根这样的朝鲜族人、台湾人原日本军官兵，从未拥有过国籍选择权，便以“日本人”身份受到日军征召，又在不知不觉间失去日本国籍，无法领取退休金等各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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