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五月，谦二送了五万日元给吴雄根，并写了如下的信件[15]：
几年前，日本政府针对原来在苏联成为战俘的军人们制定了一套法律，依法支付给这些军人十万日元。但该法不适用于外国人。因此，我把自己领取到的一半，五万日元转送给您，当作是一个日本个人所表达的道歉之意。
很快吴雄根便回了一封诚挚感谢的信。但他对没有日本国籍便无资格申请一事，似乎感到无法谅解。他认为自己应该也拥有领取慰问金的权利，因此顺便通过信件争取谦二意见。“老实说，收到信觉得很为难。”谦二说，“从一般常识来思考，他无法支领慰问金这件事处理方式确实不当，但同时日本政府的防卫心又很强。”
谦二为了回信，下了一番功夫调查。接着将日韩、日中恢复邦交时，政府之间互相放弃赔偿请求权，以及如要发放慰问金给吴，势必得修改关于和平祈愿事业的法律规定等事宜，在回信中都清楚说明。
但吴雄根似乎仍无法接受。谦二又进一步写信说明，即便拥有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仍拒绝支付原战俘们的劳动工资。谦二自己也申请了劳动证明书，拿到了仍有部分工资未领的证明；但即便有劳动证明书，日本政府或法院并没有改变一贯态度，这点谦二在写给吴的信中也详细说明。
接下来一阵子，吴雄根未再来信。但到了一九九六年初，事态却朝着想象不到的方向发展。吴雄根到日本来发起诉讼，并邀请谦二一起成为共同原告。
六、我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吴雄根等朝鲜族原西伯利亚拘留者们，这个时期也展开了他们各自的活动。
一九九一年，俄国与韩国恢复邦交，韩国的原苏联俘虏们组成了“西伯利亚朔风会”。他们前往位于首尔的俄国大使馆，要求发放劳动证明书。这个活动的时代背景，包括了韩俄恢复邦交带来的冷战结束，以及稍早的一九八八年韩国已开始了民主化。
一九八八年韩国民主化之前，对日本要求战后赔偿的声音，都被压制下来，原因在于韩国政府依照《日韩基本条约》已经放弃对日的赔偿请求权。换言之，对日本的战后赔偿要求，在韩国政府看来，带有某种批判政府的倾向。
韩国的太平洋战争牺牲者遗族会会长，在一九九〇年代的访谈中如此表示：“在一九七四年釜山牺牲者集会中，说出‘应该追究日本责任，大家前往日本领事馆吧’之后，立刻遭到警察逮捕。对我们的阻碍，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八年卢泰愚总统推动民主化为止。”[16]
不仅韩国，类似的状况在亚洲各地民主化之前皆相当普遍。台湾地区的原日本军人、军属遗族协会会员，也证言道：“如果采取政治手段，会立刻遭逮捕下狱。他们根本不把受过日本殖民教育的人放在眼里，我们对日本的要求，遭到来自国民党的阻挠。”残留于库页岛的朝鲜人，在苏联时代被禁止参与一切政治活动，他们也陈述过，当时根本不可能发起返国或要求赔偿的政治运动[17]。
但随着冷战结束与亚洲各国的民主化，这些压迫获得解放，亚洲各地区陆续提出赔偿要求。在韩国，原苏联俘虏们也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发起运动，韩国的原日本军人、军属三十五名，于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损害赔偿。这三十五名之中包含了三名原“慰安妇”，这也成为“从军慰安妇”要求赔偿的开端。
与一些人的认知有落差，事实上由所谓“从军慰安妇”发起的赔偿要求，在这个时期只占全体的极小一部分。那些来自朝鲜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原日本军人、军属们，要求与原日本兵享有同等退休金与其他各种要求的运动，在更早期便已存在。电影导演大岛渚也曾以这些人为题材，于一九六三（昭和三十八）年制作了一部叫作《被忘却的皇军》的纪录片。
一九九二年，原西伯利亚拘留战俘的在日韩国人李昌锡，发起了接受退休金的身份确认诉讼。对此京都地方法院于一九九八年判决，认为《恩给法》[18]的国籍规定条例并无违宪，战争受害的赔偿应由“立法机关裁量”为之。
对此，李则说明：“战争时赌命作战……如果是日本人早就获颁勋章了。我不要钱，只要平等对待。”[19]但最高法院仍在二〇〇二年判决他败诉。二〇〇三年，韩国“西伯利亚朔风会”的会员们，对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要求道歉与赔偿的诉讼。
如前所述，吴雄根于一九九〇年五月接受了谦二的五万日元。根据林永大的描述：“这件事情立刻在延边的西伯利亚相关人士间传开。为何日本政府的慰问金十万日元只给日本人，大家都说我们也有权利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20]
依照林的说明，与吴雄根一样遭拘留西伯利亚、之后返回中国的朝鲜族原日本兵，共有三百一十五名。吴雄根为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赔偿事宜，开始联络散居中国各处的西伯利亚返国者，并制作人员名册。
最后终于以五位原战俘为中心组成了“中国前苏联拘留者协议会”，由吴雄根担任会长。根据他的调查，找出了二百五十名俘虏本人及其遗族。他更进一步与日本的“全国拘留者赔偿协议会”交涉，使协议会成为其分会之一，接着由日本向俄国政府递交发放劳动证明的申请书，并负责收取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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