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信仰的基本教义是“道”。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明神之本，天地之元……但是他现在信奉的却是佛。
郭元亨生性豁达。他主张无为，他说世上各种教派不下千百，经籍书文成千累万，各种教义无不劝人惩恶行善，仁慈为怀。各教派之间不必纷争，随意来去，各说各的，各信各的，互相尊重，互相交流，兼容并存，即使有悖也可以井水不犯河水。
他向我解释说：南北朝时，佛教徒称道人，道教徒称道士。
接下来，他讲慈航普渡，救众生脱离苦海……似有叫我顿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之意。
我则讲红军为了众生幸福，不惜历尽苦难。
此时，夜已渐深。他见我颇有倦意，油灯渐昏，便说：红军义师，军纪严明，使他深为感佩。缓笔写出一个资助红军的清单，推到我面前说，他已竭尽所有。我持长单细读，大出所望：
小麦二石四斗，
黄米六斗，
胡麻油三十斤，
硝盐四袋，
黄牛两头，
羊二十只。
我又看了一遍清单，站立起来表示竭诚感谢。
作为一支大军来说，这些资助是太少了，作为一个寺庙来说，竭其所有，的确太多了。
我说将此单带回指挥部，将公平论价。但我又再次隐约地暗示，大军经费已近枯竭……
道人说：出家之人，施恩不望报，绝不收大军的酬金。
郭道人送我至山门，又命徒弟提灯送我回宿营地。
诺尔布藏木还没有睡，他激动不已，说一早就要回程。在我陪郭道人时，首长接见了他，感谢他带路九天，安然走出祁连山，并赠送他一支马枪一匹灰青马作为带路的酬谢。嘱咐他另寻路程回考克赛，免得与追踪而至的马家军相遇。他拿出在雪崩时，他救出的两个战士给他留下的家庭地址给我看……
他断断续续地叙说着，说得很平淡，但我感觉到有一种激情在他胸中冲动。
他说，明天，他一早就走，要我不要送他。他说，“和亲友分别是很难过的……”这个瘦老头忽然热泪盈眶，把我死死抱住。我一时难以理解，这个年届半百的人，竟然有如此细腻的感情。
我只能宽慰他，说“后会有期”。这几天来，我们的确成了患难与共的战友。
我与他住在废弃的崖壁下的洞窟中（想是当年开凿石窟时工匠的住所），合盖着一条毡毯像家人般睡眠，我体验到了人间的爱！
我们与马家军这场拚杀，双方伤亡不下三万人！历数河西自古以来的战争，又好像人间充满着恨。……利害相同就爱就善；利害相悖，就恶就憎。是这样吗？国共既可以合作也可以分裂，不正是由于利害同异吗？我在诺尔布藏木的鼾声中胡思乱想了好久。
在天不太亮的时候，我和诺尔布藏木还有张干事悄悄起来。他背上马枪，我帮他拉马，走出峡口。我对哨兵作了说明，却不见了张干事。这种失礼的行为使我很恼火，但不好当着客人的面表示出来。
在峡谷口上，我让他上马，他拒绝了，我们又紧紧拥抱，挥泪而别。我伫立谷口，望他牵马而行。
我看到在前面的杨柳林中，走出三个人来。
这是张干事跟那两个雪崩被救的战士。我向前奔了两步又停下了，立即感到身为领导的悲哀。
我虽是一个小小的科长，有我在场，他们都退居幕旁，一切思想感情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就像一株被大树荫护下的小树，它无法独曝阳光，向蔚蓝的天空伸展它的硬挺的枝条和翠绿欲滴的嫩叶……
我只能站在五十米之外，观望他们的告别。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宣泄自己的感情。
大约过了五分钟，诺尔布藏木拉马走了，不断回头，直到转过二百米外的山脚，他始终没有上马。
在他消失之后，我心上袭来一阵怅然的失落之感。相处九天的诺尔布藏木走了，相见之得之有，别后之失之无，是不是郭元亨说的那种“虚无”？是我影响了他？是他影响了我？还是互相渗透了点什么？我又想起了旺迪登巴。
一切的友谊、苦难全成了历史，全被时间的浊流湮没了，永不回头。在明天的行程中，更有新遇，今天所失将为明天所得代替，或者反过来说，昨天所得已为今天所失代替！
我不想等他们三人回转，独自回到营地。
起床哨声响了。
部队吃过早饭，向安西方向进发。
临行前，如数收到郭元亨的全部馈赠，他坚决拒收酬金。
工委首长说：
红军正在难处，费用的确十分拮据，今日暂欠，来日定还。当即写下收据，请他收藏，后报有期。
郭元亨把字据收起。对工委首长年轻干练和平易可亲的丰采甚表崇敬，他说存起收条并非望报，只是留作纪念。又说了很多祝福大军一路平安的话。
和郭元亨告别，没有与诺尔布藏木那样的感情色彩，他是方外之人，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清净，一切处之泰然，不容易冲动起来。
但他随总部走到卡房子山，看着大军从山下开过。
在分别时，他向我拱手。不说“阿弥陀佛”，而是说“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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