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不假思索地回答：“租庸调法是唐初的租税方法。经过隋末的大动荡，唐初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唐王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采行北魏孝文帝曾实行过的均田制。对每一男丁授田百亩。在这基础上实施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朝廷交两石米，这就叫租；交三两棉或等值的绢帛等，这就是调；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称正役，不去服役的男丁每日交布三尺，一年就是六十尺，称为庸。如果遇到重大事件需要增加服役时间，那就按上述的价值免除租和调。为了避免倒贴钱，当然这实际操作中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每年的增加的服役时间不能超过五十日。”
张居正连连称赞万历记性好。小皇帝继续补充：“这个方法使农民生产时间增长，从而有更多的粮食，徭役也减轻了。同时也配合了府兵制，使得大唐数年就国富兵强。”
张居正点头称道，小万历想把自己知道的都说出来，还不停地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武则天时期，情况就变了。人口大量增加，又不断土地兼并，就没有那么多的田分过去了。可是各个家庭的男丁数都很多，又没有足够的土地生产粮食，租、调、庸都交不起了。所以大量农民逃亡，好像还有个农妇对抗武则天也自立为帝。”
张居正十分欣赏小万历的智慧，赞不绝口，李太后也欣喜地说：“这都是张先生教导有方。”张居正不忘表示谦虚，恭顺地说：“陛下智慧超群，定是帝王良材！臣只是循规蹈矩，就有如此成果，还托陛下洪福。”万历示意张居正不要恭维了，开始讲授。
张居正开讲：“今天臣给陛下讲述的是唐朝中期的两税法，这是唐德宗时期的宰相杨炎提出的。所谓两税法就是指一年收税两次。而收租的形式改成了金钱，一般不受粮食和布匹。”
小万历点头说：“这种两税法有两种好处，第一是减轻了赋税，只有两次；第二是收钱而不是实物，这样就避免了人口激增导致粮价上涨等带来的赋税增加。”
张居正赞不绝口，继续开导小万历：“的确如此，此法还规范了商贾、手工业者的赋税标准。同时严令禁止地方县衙乱收税。”
小万历听得十分入神，马上想出：“这种方法也有弊病，最大的问题就是收税的形式是钱币，所以市面上钱币流通越来越少，物价下跌，粮食价格下降，农民的粮食，包括手工业、商贾的货物都卖不起大价钱，最后赋税反而越来越重。”
小皇帝点头说：“的确，先生所提出的万历新政，表面上看天衣无缝，朕也觉得很好。可朕深居宫中，不了解民间实情，所以还望先生多做调查，弄清当前具体形势。当局势有改变的情况下，立刻做出回应调整，防止弊端扩大，造成民众的不满。这两项措施的弊端，我们一定要避免。”
张居正继续表扬这位智慧的学生，小皇帝问：“先生，您觉得唐德宗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张居正略略猜出小万历的意图，谨慎地说：“臣认为，唐德宗是一个力不从心的皇帝。”
万历笑着说：“朕查阅唐书，觉得他很纠缠不清，想做好却结局惨淡。”
张居正见皇上已经定性，就口若悬河地分析起来：“的确，唐德宗是一个纠结的复合体。一开始信任宰相，使得好的政策能够贯彻落实，后来发现了一点不对劲的，就开始猜疑，从此刚愎自用、拒绝纳谏；一开始十分地强硬，用暴力消除藩镇割据，后来却力不从心，使得节度使权力变本加厉地加大。一开始杜绝宦官干政，后来却完全信任宦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开始厉行节俭，反对搜刮民脂民膏，后来却公开的搜刮，开放宫室，贱买货物，白居易的《卖炭翁》就是写的这点。”
万历笑了：“朕也有所耳闻，看来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张居正同意：“唐德宗的少年时代正逢安史之乱，跟着祖父和父亲四处奔波，深知民间疾苦，所以登位就会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消除那些对他少年时代造成精神冲击的东西。可后来却发现自己虽然荣登九五至尊，却只是潮流中的小鱼，很多事情不能完全自已。以至于与臣子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简单地说，就是君臣不同心，他们不能在一起做事了。”
万历点头说：“但愿朕不会成为第二个唐德宗。”李太后责备：“皇帝不要乱想。”
张居正连忙恭敬地说：“陛下绝对不会，因为陛下有众多良臣辅佐，与臣等关系融洽。我大明没有藩镇割据，经过与鞑靼的和谈，还有戚继光的海防，边患已经消除了。绝对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至于那位唐德宗，只能怪他生不逢时罢了。”
万历也有同感，君臣其乐融融地聊了很多话题，张居正详细阐述，万历撑着腮帮听得出神入化。时间走得飞快。
讲授完毕，已是申时末，太阳西晒，正好从张居正背后晒进来。李太后看张居正已有疲倦之态，便请张居正快回去休息。张居正谢恩，向太后和皇上告退，猛然地起身，忽然感到头部一阵眩晕，两眼昏花。太后和皇上发现不对劲，连忙走进关切地问候。
还没等太后和皇上问候完，张居正已经闭上了眼睛，轰然倒地。两位急了，凑过去一看，怔住了，张居正面色惨白，牙关紧锁。接着还开始吐白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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