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政府对库特战俘的态度，常常被人拿来与亚美尼亚死亡迁徙拿来相提并论—这样做的不只是幸存者。他们在同样险恶的环境跋涉，押送他们的奥斯曼军同样对他们漠不关心。他们也没有任何生存所必需的食物、水和抵御曝晒的衣物，穿越如此险峻地势时竟然还打着赤脚。一路上，他们都面临着村民与部落的攻击，掉队的人最后也都曝尸路边。
尽管如此，两者还是有所不同。奥斯曼政府押解亚美尼亚人穿行叙利亚大沙漠，其背后是蓄意的种族灭绝政策。而他们并无意屠杀库特的战俘，只是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为他们保命。大多数时间里，负责押解的奥斯曼士兵对战俘的生死似乎毫不在意。这一点不难解释。库特城中数千名饥病交加的英印士兵会损耗他们的资源。奥斯曼帝国自己的士兵都缺药少粮，根本不能为数量如此庞大的俘虏提供足够补给，因此并不关心这些新来的入侵者是死是活。那些日渐憔悴、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奥斯曼士兵就会想方设法弄死他们—这样的人占了大多数。有记录为凭，从库特俘获的英军共有2592人，近70%，即超过1700人死于监禁和死亡行军。印度普通士兵的死亡人数并不明确，但被奥斯曼军俘获的9300名士兵与后勤人员中，不下2500人死亡。[42]
库特的幸存者被派去修筑安纳托利亚至巴格达段的铁路。印度士兵聚集在铁路线的尽头—艾因角，而英国士兵则被派去修筑托罗斯山脉与阿曼山脉间的隧道。自从亚美尼亚人被集中流放到叙利亚大沙漠、成批死亡后，铁路隧道的工程便一直处于停滞状态。1916年仲夏，在位于阿曼山脉的巴赫切火车站，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遇到一队来自库特的英印战俘。
第一批英印士兵于夜晚抵达巴赫切火车站，大约两百来人。据巴拉基昂回忆，他们在夜间穿行，犹如“行尸走肉……佝偻着背，衣衫褴褛，满身尘土，瘦骨嶙峋”。他们抵达工作地点后，便向巴拉基昂及其他人寻求帮助。“这里有亚美尼亚人吗？”他们问道。“给我们一片面包吧，我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巴拉基昂及其同事很是惊讶。“他们说的是英语，我们都愣住了……他们居然是英国人……这些来自远方的朋友也遭遇跟我们同样的命运，现在在问我们讨要面包……真是太讽刺了！”[43]
这些英国战俘刚抵达工作地点时，根本无法干挖隧道的重活，他们被允许休息一周，以恢复体力。在此期间，巴拉基昂及一小批亚美尼亚幸存者与战俘见面并展开交谈—从任何角度来说，他们都同是天涯沦落人。“英国军官讲完他们在沙漠中那段令人揪心的遭遇，感同身受地向我们描述他们在代尔祖尔目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那一幕幕惨剧。”巴拉基昂得出结论，奥斯曼政府“对待英国战俘，正如它对待数千名亚美尼亚流放者一样—并不担心将来要承担任何责任”。
库特城内英军投降的消息被英国媒体通报后，英国内阁不得不对此事负责。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失利的余波未平，此次又在库特投降，自由党派领导人H. H. 阿斯奎斯为首的英国政府不得不成立两个调查委员会—一个负责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另一个彻查美索不达米亚战役。1916年8月21日，美索不达米亚委员会正式建立。接下来的十个月里，该委员会共召开了60次会议。由于最终报告对英国内阁与印度政府提出严厉批评，政客们不得不将其推迟两个月才公开。最后，前印度总督暨战时内阁成员，位高权重的寇松爵士表示：“就我个人而言不得不遗憾地说，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英国政府还从未遇到过如此严重的政治失误和政府失职。”[44]
1917年6月27日，美索不达米亚委员会的报告公布于世。接下来数周里，议会对此展开激烈的讨论。最终，时任印度事务国务大巨的奥斯丁·张伯伦引咎辞职。然而讽刺的是，到了1917年夏天，巴格达已然在英军的掌控之中。只是这迟来的胜利终不能挽回美索不达米亚战役里，到库特城破为止死去的4万士兵的生命。他们的牺牲，一如那些在加里波利半岛死伤的战士，没有缩短、相反是大大延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相比库特陷落对英国议会造成的冲击，英国战争策划者们更担心的，是奥斯曼军两次大胜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的反响。开罗的阿拉伯办公室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行动，以动摇奥斯曼帝国苏丹作为哈里发的宗教权威。他们试图与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结成战略同盟。此人是先知穆罕默德圣裔，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及整个伊斯兰世界中，其宗教地位仅次于哈里发。
* * *
[1] 关于德国加紧圣战的内容，参见 Peter Hopkirk， On Secret Service East of Constantinople： The Plot to Bring Down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John Murray， 1994）；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1898–1918 （London： Allen lane， 2010）。
[2] IWM， private papers of Major G. L. Heawood， Documents 7666. Heawood’s account was drafted in 1917.
[3] ｀Ali al-Wardi， Lamahat ijtima｀iyya min tarikh al-｀Iraq al-hadith [伊拉克现代史的社会视角]（Baghdad： al-Maktaba al-Wataniyya， 1974）， 4：231.据Wardi称，两位将军关系紧张是因为努雷丁反对任命一位非穆斯林为第六军团指挥。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net/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找书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