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Taner Akçam， The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29–135.
[11] 摘自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1898–1918 （London： Allen lane， 2010）， 14.
[12] NARA， Istanbul vol. 295，reports from Mersina， 3 July 1915， and Constantinople，“Baghtche Tunnel，”3 September 1915;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233–258.
[13] NARA，Baghdad box 19，Brissel领事于1914年6月2日和1914年10月10日的报告。
[14] 苏丹的评论被Otto Liman von Sanders在Five Years in Turkey中引用（Annapolis， Md：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1–12.
[15]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80–83;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6–7.
[16]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n.d.）， 99–106.
[17] 意大利虽为三国同盟的其中一员，但它只与德国和奥地利签署了防御同盟。由于1914年是德国和奥地利发起进攻，意大利并未卷入。 1915年，意大利最终参战，但加入的是协约国阵营。
[18]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16–117.
[19]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96.
[20]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99.
[21] “Secret Treaty of defensive Alliance：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2 August 1914，”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1–2.
[22] Irfan Orga， Portrait of a Turkish Family （1950; rpt. London： Eland， 1988），47–48. Orga并不是仅靠自己的记忆重现了这段对话，他承认“数年后我的母亲为我拼凑出了对话的大部分内容” （46）。
[23] NARA， Istanbul vol. 285， Heizer to Morgenthau， 4 August 1914; telegrams from Consul Grech， Dardanelles， 4 and 27 August 1914.
[24] 摘自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17.
[25] Ulrich Trumpener，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1914–191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28;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15.
[26]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18–119；Halil Menteşe， Osmanli Mebusan Meclisi Reisi Halil Menteşe’nin Anilari [奥斯曼帝国议会议长哈利勒·蒙蒂斯回忆录] （Istanbul： Amaç Basimevi， 1996）， 189–191.
[27] John Buchan， Greenmantl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6）， 7.关于伊斯兰政治（Islampolitik）， 见 Tilman Lüdke， Jihad Made in Germany： Ottoman and German Propaganda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Münster： Lit Verlag， 2005），33–34.
[28] 引自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27， 91.
[29] 恩维尔的评论出处见第一章尾注第25条；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44.关于联合派对圣战的看法，参见Philip H. Stoddard，“The Ottoman Government and the Arabs， 1911 to 191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eşkilât-i Mahsusa”（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23–26.
[30] 根据俄国外交信函，Aksakal完整记录了奥斯曼帝国给俄国的提议，参见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26–135. Sean McMeekin将恩维尔的提议称作“这是一次愤世嫉俗的尝试，令人震惊” ，参见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6–107.
[31]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vol. 1： To A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30–278. 关于奥地利不敌俄国和塞尔维亚，见David Stevenson， 1914– 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2005）， 70–73.另见D. E. Showalter.“Manoeuvre Warfare：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Fronts， 1914–1915，” in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 Hew Strac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9–53.
[32] 冯·法金汉的说法引自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49.
[33] Mustafa Aksakal，“Holy War Made in Germany? Ottoman Origins of the 1914 Jihad，” War in History 18 （2011）： 184–199.
第三章
全球动员参战
1914年8月的第一周，欧洲开战的消息通过电报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五湖四海都响起鼓点和军号，全世界开始摩拳擦掌。鉴于欧洲国家之间互有秘密协约及双边防御协定，这原本应是一项欧洲人的战争。其他国家参战暗藏侵略野心，有的则抱着极大的克制态度，毕竟对手是至少当时还毫无理由与之为敌的国家。
英法与德国开战后，两国政府便向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寻求援助。虽然这些国家与同盟国并无过节，但仍像英皇乔治五世的其他子民一样紧密团结在其周围。毕竟这些“白人领地”的定居者都是英国人的子嗣，而且英王也是他们的国家元首。当国王向他们发起号召时，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人民都觉得自己有义务响应参战。
然而，对于英法两国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而言，情况又与那些英联邦国家不尽相同—总体来说，这些殖民地的人民对他们的殖民者非常痛恨，因此当英国呼吁印度、法国号召其非洲殖民地组织军队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些殖民地对其是否足够忠诚。当时德国正积极促成协约国殖民地叛乱—尤其是当地穆斯林的叛乱。1914年时，世界范围内共有2.4亿穆斯林生活在殖民统治之下，而且其中绝大部分人的统治者就是协约国：1亿人生活在英国治下，2000万身居法国殖民地，另有2000万人受俄国管制。如今，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并加入同盟国阵营，而苏丹又号召发起了针对英、法、俄三国的圣战，因此协约国对其穆斯林子民的忠诚度深表怀疑。倘若奥斯曼帝国成功说服那些被殖民的穆斯林发动圣战，战争形势就会倒向同盟国一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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