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汉密尔顿决意拒绝澳新军团指挥员的撤退要求。汉密尔顿解释称：“别无他法，只能咬牙向前挺进，并坚持下去。可以个人名义向部下发出号召……让他们做最大努力，守住阵地。”为重申这一点，汉密尔顿还加了附言：“你们已经挺过了艰难时期，当下只需咬牙向前、向前、再向前，直到安全为止。”为弥补野战炮匮乏的劣势，汉密尔顿还命舰队朝澳新军团壕沟以外的土耳其军阵地开炮，给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争取时间，以巩固他们的阵地。4月26日，随着太阳的升起，土耳其守军并未像澳新军团担心的那样发动反攻。看来，似乎双方都需要时间休整军队，才能重新投入战斗。[43]
自加里波利半岛地面战的第一天起，奥斯曼守军便表现出与入侵者势均力敌的态势。一场战争开始的时候，几乎所有参战者都会表现得非常坚韧与英勇，奥斯曼军与协约国部队亦不例外。然而，从 4月25日展开的一系列事件在当下仍只是个开局，未来几个月内它们会演变成腥风血雨，届时需要交战双方展现出更大程度的韧劲与胆量。双方指挥官将面临艰难的选择，如何权衡海峡与其他战线上的军队部署。对于协约国而言，西线始终是重中之重；而对于奥斯曼军来说，达达尼尔海峡是帝国生死存亡的关键。
尽管如此，奥斯曼帝国无法做到纠集兵力一心一意守卫海峡。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多条战线同时亟需兵力支援—尤其是在高加索地区。俄国与亚美尼亚人串通一气，致使帝国这片原本就充斥着是非的区域更加动荡。为应对这种危机，青年土耳其党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让他们至今背负着反人类的罪名。
* * *
[1]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9–130.
[2] C. F.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29）， 1：51–53.
[3]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57.
[4] Henry W. Nevinson，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London： Nisbet ＆ Co.， 1918）， 33；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59.
[5] 与俄国一样，希腊对君士坦丁堡的领土和宗教主张由来已久，并且已提出派遣一支庞大的步兵团，协助协约国在海峡作战。英国因顾及俄国对此事的敏感拒绝了其要求。参见McMeekin， Russian Origins；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vol. 1.
[6] “The Constantinople Agreement，”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2： 1914–1945， 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6–21.
[7] Henry Morgenthau，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918; rpt. Reading， UK： Taderon Press， 2000）， 123–134.
[8] “阿边门农”号的损毁情况到4月15日仍有目击者，当日一位新西兰士兵称舰船“一条桅杆被击断，一个烟囱被击碎”。In Glyn Harpered.， Letters from Gallipoli： New Zealand Soldiers Write Home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9.
[9] 美国大使Morgenthau和奥斯曼政府官员于3月中旬巡视了海峡，发现协约国的密集炮火并未对土耳其的沿岸炮组造成实质性伤害。Morgenthau，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35–149.
[10] Capitaine de Corvette X and Claude Farrère，“Journal de bord de l’expédition des Dardanelles （1915），” in Les œuvres libres 17 （1922）： 218–229.
[11] Capitaine de Corvette X and Claude Farrère，“Journal de bord，” 214–215. 不具名的第一作者似乎曾在法国战舰“絮弗伦”号上服役；Claude Farrère船长在1915年3月18日“布维”号沉船事件中幸免于难。
[12] Nevinson，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57–58.
[13] Hans Kannengiesser， The Campaign in Gallipoli （London： Hutchinson ＆ Co.， n.d.）， 76. 美联社记者George Schreiner 描述了协约国炮击所带来的影响，引自Tim Travers， Gallipoli 1915 （Stroud， UK： Tempus， 2004）， 33.
[14] 在“布维”号沉船事件中幸存的Farrère声称，船上724人中仅有62人生还。Capitaine de Corvette X and Farrère，“Journal de bord，” 235–238.
[15] 引自Mehmed Fasih， Gallipoli 1915： Bloody Ridge （Lone Pine） Diary of Lt. Mehmed Fasih（Istanbul： Denizler Kitabevi， 2001） 的编者介绍中，第6页。
[16] I. Hakkı Sunata， Gelibolu’dan kafkaslara： Birinci Dünya Savaşı anılarım [从加里波利到高加索： 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3）， 84–85. 关于媒体刊载政府报告的例子，参见刊登在伊斯坦布尔半官方日报Ikdâm上的文章，引自Murat Çulcu， Ikdâm Gazetesi’nde Çanakkale Cephesi [Ikdâm报纸上的达达尼尔战线] （Istanbul： Denizler Kitabevi， 2004）， 1：160–165.
[17] Kannengiesser， The Campaign in Gallipoli， 77–78.
[18]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98–99.
[19]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124–12.
[20] 一些被土耳其人俘虏的塞内加尔人事实上是苏丹人。Muhammad Kamara 告诉他的土耳其审讯官称，“我是苏丹人，但现在法国人把黑人统统称作塞内加尔人…… [法军队伍里]有许多苏丹人。” Ahmet Tetik， Y. Serdar Demirtaş， and Sema demirtaşed.， Çanakkale Muharebeleri’nin Esirleri—Ifadeler ve Mektuplar [加里波利战役俘虏：证词和信件]（Ankara： Genelkurmay Basımevi， 2009），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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