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根据Otto Liman von Sanders，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54–58页，恩维尔是在德国盟友的强势游说下，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22] Harper， Letters from Gallipoli， 58–64.
[23] IWM，“Ataturk’s Memoirs of the Anafartalar Battles” （K 03/1686）。
[24] IWM，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G. L. Drewry， Documents 10946， letter of 12 May 1915.
[25] Mahmut Sabri Bey，“Seddülbahir Muharebesi Hatıraları” [赛迪尔巴希尔战争回忆录]，inÇanakkale Hatıraları （Istanbul： Arma Yayınları， 2003）， 3：67–68.
[26]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13.另见 IWM， E. Unwin上尉的私人文件，文件编码13473.
[27]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32.
[28] Sabri，“Seddülbahir Muharebesi，” 68–69.
[29] D. Moriarty是皇家马斯特尔燧发枪团的一名军士，他在登陆行动中幸免于难，但被敌军火力从早上7时一直压制到下午5时。他声称，在此次登陆行动中，他所在的营部有17人阵亡，200人受伤。IWM， private papers of D. Moriarty， Documents 11752， diary entry of 25–26 April.另见 IWM，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G. L. Drewry， Documents 10946， letter of 12 May 1915. Unwin上尉，和“克莱德河”号的其他几名船员，因在登陆行动中的表现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30]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27.
[31] IWM， private papers of Major R. Haworth， Documents 16475， letter of 3 May 1915.
[32] 驻赛迪尔巴希尔要塞的英军截获的一份土耳其文件，引自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54.
[33] 关于法军在库姆卡莱“佯攻” 的描述，基于X. Torau-Bayle， La campagne des Dardanelles（Paris： E. Chiron， 1920）， 61–64；François Charles-Roux， L’expédition des Dardanelles au jour le jour （Paris： Armand Colin， 1920）；Association nationale pour le souvenir des Dardanelles et fronts d’orient， Dardanelles Orient Levant， 1915–1921 （Paris： L’Harmattan， 2005）；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57–264.
[34] Travers， Gallipoli 1915， 76–77.
[35] 土耳其方面消息称，奥斯曼军在库姆卡莱有17名军官和 45 名士兵死亡；23名军官和740名士兵受伤；5名军官和500名士兵被俘或失踪。法国方面报告称，伤亡人数为786人—20名军官和 766 名士兵死伤或失踪。Edward J. Erickson， 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 （Barnsley， UK： Pen ＆ Sword Military， 2010）， 85.
[36] C. E. W. Bean战时日记的手抄原件已数字化，可通过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AWM）网站获得 （www.awm.gov.au/collection/records/awm38/3drl606）；C. E. W. Bean diary，AWM item 3dRl606/5/1，April–May 1915，18–19.一位化名为Malcolm的澳大利亚士兵，在亚历山大港的政府医院写给他亲戚的信，时间为1915年5月2日。IWM， two letters from Alexandria （Australian soldier）， Documents 10360.
[37] IWM， letter from Australian soldier“Malcolm” of 2 May 1915， Documents 10360.
[38] 穆斯塔法·凯末尔贝伊这里及其后言论均见 IWM，“Ataturk’s Memoirs of the Anafartalar Battles” （K 03/1686）。
[39] IWM， letter from Australian soldier“Malcolm” of 2 May 1915， Documents 10360.
[40] Mostyn Pryce Jones写给他母亲的信，未注明日期， in Harper， Letters from Gallipoli，89–90. 他的经历并不唯他独有；其他新西兰人在“letters from Gallipoli” 中也把这段经历描述成“糟糕透顶” 和“似在地狱的深渊”。
[41] C. E. W. Bean对这一叙述做了全面的考察，并大量援引波普上校提交的报告。C. E. W. Bean diary， AWM item 3DRL606/5/1， April–May 1915， 30–31， 39.
[42]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196–198. C. E. W. Bean 偷听到澳大利亚指挥官关于这些要点的讨论；C. E. W. Bean diary， AWM item 3DRL606/5/1， April–May 1915， 40.
[43]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1：269–270.
第七章
亚美尼亚大屠杀
截至1915年春，奥斯曼帝国已三面受敌。英印军于1914年末征服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地区后，对奥斯曼帝国的南大门构成了严重威胁。东线上，由于恩维尔帕夏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计划不周，奥斯曼第三军团在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与俄军交战后元气大伤。西线上，英法舰队持续向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攻击，协约国步兵团也已在海峡两岸成功抢占了数个滩头。这一切都让1915年3月的帝国首都不能不陷入恐慌，帝国大厦仿佛崩塌在即。
冬季休整期即将过去。开春后，高加索地区厚厚的积雪逐渐消融。在加里波利，爱琴海上凛冽的寒风已被柔和晴好的气候取代。此时，协约国再次开始行动。在1915年4月之前，奥斯曼帝国遭遇的严峻挑战史无前例，局势不容乐观。
面对这些威胁，青年土耳其党人所能采取的应对手段极为有限。他们竭尽所能试图重振奥斯曼第三军团，以防御俄国入侵高加索地区；与此同时，他们也在集结一切可用部队保卫达达尼尔海峡。可如此一来，奥斯曼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便几乎没有正规军驻守，根本无力赶走那里的英军。奥斯曼政府动员民众投身战斗，进一步加快了征兵的步伐，并动用警察与宪兵队来充实正规军（宪兵队是一群来自农村的骑警）。而恩维尔的秘密安全组织—“特殊组织”—动员了库尔德人、贝都因部落以及被释放的囚犯充当非常规部队。1915年春，青年土耳其党人公开宣称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为“第五纵队”（指与敌军里应外合，破坏国家团结的力量），联合派甚至号召平民协助自己消灭亚美尼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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