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1914年2月《亚美尼亚改革协议》的背景及其条款，详见第二章。
[9] Akçam，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175， 183–184. 另见亚美尼亚神父Grigoris Balakian的回忆录，题为Armenian Golgotha： A Memoir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1915–1918 （New York： Vintage， 2010）， 46.
[10]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22–23.
[11]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28， 32–34.
[12] 1914 年12月的Alexandretta Incident 在第四章中有所描述。Aram Arkun，“Zeytun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in A Question of Genocide： Armenians and Turks at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ed.， Ronald Grigor Suny and Fatma Muge Gocek and Morman M. Naima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3.
[13] Donald Bloxham， The Great Game of Genocide：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Armeni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78–83.
[14]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5–166.
[15] Akçam， in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56–57，其中声称从4月20日起—仅在亚美尼亚人遭流放12天后—穆斯林开始迁入泽伊顿。Arkun，“Zeytun，” 229–237.美国大使Henry Morgenthau 1915年7月写道，“5000个来自泽伊顿和苏丹治下等地的亚美尼亚人什食物也没有”，in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918; rpt. Reading， UK： Taderon Press， 2000）， 230.
[16]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45，56–57.
[17] 土耳其政府和土耳其历史协会（the Türk Tarih Kurumu）的官方历史在描述1915年和1916年亚美尼亚大屠杀时，仍然拒绝使用“种族屠杀” 的字样。然而，越来越多的土耳其学者和知识分子已经艰难地开启了这一禁忌话题的讨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和一批历史学家和记者，在撰写本书时我参考过他们的著作。这些人有： Taner Akçam，Fatma Müge Göçek，Baskın Oran，Uğur Ümit Üngör等等。为支持他们迫使土耳其正视自己历史的勇敢行为，也出于自身信念，在此我将战时消灭亚美尼亚人的行为称之为种族屠杀。根据1948年联合国关于种族屠杀的公约，我相信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奥斯曼政府“蓄意毁灭全体或部分”在安纳托利亚作为特定民族和宗教群体的亚美尼亚人，且应对此事负有责任。
[18] 人口数字来自Justin McCarthy et al.， The Armenian Rebellion at Van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3–7. McCarthy自己是人口学家，他宣称Vital Cuinet关于1890年代的数值“估计偏低”。他引用了奥斯曼政府对凡城地区的数字，包括城镇和周边村庄的人口，1912年共计有4.5万名穆斯林，3.4万名亚美尼亚人和1000名其他人士，他表示这些数字低估了妇女、儿童、士兵、行政人员等人的数量。古尔根·马哈里1903年生于凡城，凡城起义后他举家迁到俄国，在苏联度过了余生。他1966年在苏联出版了当时备受争议的小说《燃烧的果园》。该书英译本由Black Apollo Press （没有出版地）于 2007年出版；这里引自49页。
[19] 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5–147. Anahide Ter Minassian，“Van 1915，” inArmenian Van/Vaspurakan， ed. Richard G. Hovannisian （Costa Mesa， CA： Mazda， 2000）， 217–218；McCarthy et al.， The Armenian Rebel- lion， 200.
[20] Rafael de Nogales， Four Years Beneath the Crescen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6）， 58. 关于德诺加勒斯及其作品的批判性研究，参见Kim McQuaid， The Real and Assumed Personalities of Famous Men： Rafael de Nogales， T. E. Lawrence，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Era， 1914–1937 （London： Gomidas Institute， 2010）。
[21] De Nogales， Four Years，60–61；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22]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145–146；McCarthy et al.， The Armenian Rebellion， 221.
[23] Ter Minassian，“Van 1915，” 242.
[24]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 Co.， n.d.）， 299；Bloxham， Great Game of Genocide， 84–90.
[25] Taner Akçam， A Shameful Act：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the Question of Turkish Responsibility （London： Constable， 2007）， 168–169.
[26] Akçam，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193–196. Balakia in Armenian Golgotha， 82–83，104，106–107，其中记录了几位奥斯曼军官的名字，这些军官因不愿屠杀亚美尼亚人，不是辞职就是被撤职，其中包括安卡拉、阿勒颇和卡斯塔莫努的总督。
[27] Akçam，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410–413. Balakian in Armenian Golgotha， 95，100，其中几段与土耳其人的对话。这些人把自己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中的角色看做圣战参与者，并认为有权升入天堂。在他与上尉的谈话中，上尉辩解称，自己只是在履行其宗教义务（144页，146页）。
[28] Taner Akçam，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193–202，奥斯曼档案资源和德国方面的记载中详尽记录了这一“双管齐下”。The quote is from Reşid Akif Pasha’s testimony to the Ottoman Chamber of Deputies， 21 November 1918， in Akçam， A Shameful Act， 175， and， in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193–194（译文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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