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关于“百分之十原则”，参见Fuat Dündar，“Pouring a People into the desert： The ‘definitive Solution’ of the Unionists to the Armenian Question，” in Suny， Göçek， and Naimark ed.， Question of Genocide， 282. Akçam在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里，为被他称之为“百分之五到十规则”提供了最为详细的分析，见242–263页。
[30] NARA， Istanbul vol. 309， report by Leslie Davis， US consul in Harput， 11 July 1915.
[31]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109.
[32]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139–140.
[33]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167.
[34] Baskın Oran， MK： Récit d’un déporté ar门ien 1915 [M. K.： Narrative Of An Armenian Deportee， 1915] （Paris： Turquoise， 2008）， 37–51.
[35]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247–249.
[36] Oran， MK， 59. 从那时起，阿扎克村就更名为伊迪尔村。
[37] Bloxham， Great Game of Genocide， 97–98. Paul Gaunt辩称，25万人的估计可能过低，可能有约30万亚述人消亡。参见“The Ottoman Treatment of the Assyrians，” in Suny， Göçek， and Naimark， Question of Genocide， 244–259. 一些现代土耳其学者否认亚述人指控的种族屠杀；参见 Bülent Özdemir， Assyrian Identity and the Great War： Nestorian， Chaldean and Syrian Christians in the 20th Century （Dunbeath， UK： Whittles Publishing， 2012）。
[38] 写给她父亲的信，见Fethiye Çetin， My Grandmother： A Memoir （London： Verso， 2008）， 8–9.海拜卜自那以后就更名为Ekinozu，现位于Harput和Palu之间的土耳其东部地区。
[39] 赫拉努斯的父亲从美国到叙利亚与四散的家人团聚。1920年，他在阿勒颇的亚美尼亚难民中找到了妻子。随后，他雇佣走私贩子清查海拜卜流放人员的路线，并于1928年发现了他的儿子奥伦。奥伦之后来看望他姐姐和姐夫，想说服他们与他一道去阿勒颇，与全家人团聚。 但最后，泽埃尔/赫拉努斯的丈夫不准她去，她也再没能与家人团聚。奥伦与父母团圆后搬到了美国，在那里，加达利安家族试图与他们失散的女儿取得联系，但都落空了。1970年代，泽埃尔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她的孙女Fethiye Çetin，孙女非常吃惊，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奶奶有亚美尼亚血统。作为安卡拉的一名年轻律师，Çetin 最终成功与身在美国的加达利安家族取得了联系，但那时为时已晚，她年迈的奶奶已经不能前去看望她的兄弟奥伦了。通过与奶奶的谈话，以及随后与美国加达利安一家的见面，Fethiye Çetin可以重新构建出泽埃尔/赫拉努斯的不幸和生存的伟大故事。 她的书最初于2004年在土耳其出版，深受好评，到4年后英译本出版时，土耳其原版已经七次印刷。
[40] Çetin， My Grandmother， 102.
[41]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250.
[42] 人口学家Justin McCarthy坚称战时的屠杀并不构成种族屠杀，他根据奥斯曼人口普查数据，认为战争期间约有60万到85万的亚美尼亚人死亡；参看Justin McCarthy， Muslims and Minorities： The Population of Ottoman Anatolia and the End of the Empire（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121–130；Justin McCarthy，“The Population of Ottoman Armenians，” in The Armenians in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ed. Türkkaya Ataöv（Ankara： Turkish Historical Society， 2001）， 76–82.研究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历史学家，例如Richard Hovannisian和Vahakn Dadrian等人坚称，有超过 100万亚美尼亚人死于蓄意的种族灭绝行动；参见此二位学者的文章，in Richard Hovannisian ed.， The Armenian Genocide： History， Politics， Ethics （Houndmills， UK： Macmillan Palgrave， 1992）； Donald Bolxham， The Great Game of Genocide：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Armeni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八章
奥斯曼军在加里波利的胜利
加里波利之战很快由运动战转变成了堑壕战。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协约国终于将5万名战士成功送上加里波利半岛。然而，他们并未能完成先前野心勃勃的任务。英军本想逼退奥斯曼守军，拿下深入内陆5英里的阿奇巴巴高地，进而钳制土耳其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阵地。澳新军团不仅应攻占俯瞰阿尔布茹努周围海滩的山岭，还应占据横跨半岛，直抵达达尼尔海峡的麦都士高地，从而切断奥斯曼军所有的交通补给线。倘若协约国部队能顺利完成上述任务，他们便能征服达达尼尔海峡的岸炮组，为英法战舰打通海峡，并最终占领伊斯坦布尔。但事实上，他们遭遇了土耳其守军的顽强抵抗。土耳其人在澳新湾与赫勒思角周边地区拉开战线，奋力阻击入侵者向内陆挺进。
英法联军三度试图突破土耳其军在加里波利半岛尖角处的防线，抢占具有战略意义的克里希亚村与阿奇巴巴高地，但均以失败告终。4月28日克里希亚的首场战役中，英法联军死伤3000人（伤亡率达20%），却未能前进半步。相隔9天后（即5月6日），协约国再度发起进攻，三天内折损6500名士兵（接近参战兵力的30%），却只向前推进了600码。克里希亚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战役中（6月4日），英军死伤4500人，法军2000人，也只是把一英里长的战线推进了250至500码。往克里希亚推进每一英里，协约国便要伤亡2万人，如此高昂的代价他们根本无法承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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