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我的新头发。
有些欧洲人不喜欢他们，说他们粗鲁、逞强斗勇，没有礼貌。我碰见过的这些在路上的以色列人明明都是些大孩子——他们既天真又狡猾，精力充沛，不顾一切；他们既沉重又轻松，这轻松却是那样的草率、粗陋和急迫。那些我没碰见的以色列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和我碰见过的一样。
他们并不是没有历史，他们的历史是人类史上最漫长最沉重的历史之一；作为犹太人，也许他们只是习惯了被他人隔绝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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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餐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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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里的阳光已经转了个方向。我在这书店里坐着，手里拿着本书，阳光就那样照着，令我恍惚觉得自己正坐在家中，正坐在自己家阳台的摇椅上看书一样。这虽然很亲切，却让我感觉自己离喀布尔有些遥远，于是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里的书放回书架上去。
“我该去吃午饭了。”我背上书包走到小伙子面前说了一声，然后准备离开。
他看了看我。
“你尝过喀布尔的批萨饼么？”他突然问道。
“批萨？这里也有批萨？！”
“是啊，你不知道吧，你一定要尝尝这里的批萨，”他很自信地说，“以我的经验，喀布尔的批萨非常之好，非常值得一尝。”
“好啊。在那里能找到？”
他从桌面上拿起手机——那是一个诺基亚的新款手机，被一根细绳子拴着放在桌面上当公用电话来使。电话通了，他说了几句，然后问我：
“你要什么口味的？羊肉的牛肉的蔬菜的蘑菇的？”
老实说，我当时非常惊讶。我没有料到喀布尔不仅有批萨，而且还可以用电话叫外卖。
“那就来个蘑菇的吧。”
“厚的还是薄的？”
“薄的。”
“喝点什么呢？”他又问。
“有茶吗？”
“没有。”
“嗯，那就‘seven－up’吧。”
“等一下……喝可乐行吗？他们说没有‘seven－up’了。”
“没问题。”
“要等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吧。”
我真的很惊讶。不过这只反映出我对喀布尔的了解是多么的不足：为什么喀布尔就不能有网吧，为什么喀布尔就不能有移动电话，为什么喀布尔就不能有批萨外卖？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喀布尔也在变化。
战争已经结束了，如果阿富汗能够幸运地将和平保持下去的话，变化当然就会接着产生，所有的一切当然就会混杂其间。
果然，半个小时后，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将外卖送来了——塑料袋里是两只叠放在一起的方方正正的外卖专用盒和两听可乐。
一尝之下，果然令人十分诧异。批萨上的浇料倒也罢了，那张薄饼却是香脆坚韧兼而有之，嚼来满口生香。看来以中亚地区做馕的数千年传统来做批萨自有其出色之处。
听着我的赞叹，小伙子得意地看着我。
“你们的中国菜也很好吃啊，我很喜欢。你知道吗？在喀布尔也有中国餐馆。”
喀布尔的中国餐馆？是的，我知道。我在巴基斯坦时就已经听说了喀布尔的中国餐馆。
为了办理前往边境的通行证，我在白沙瓦忙乎了两天。
那天，我来到管理局的办公大楼，找到了办证的主任。巴基斯坦人热情好客，即便是政府工作人员也不例外，本来需要我自己楼上楼下地找好几个办公室填好几张表盖数个章，那热情的主任派了他的一个手下替我去做这些杂事，而让我少安毋躁，在一旁静坐喝茶。
“请坐请坐。”
“不忙，再等五分钟就好了。”
“来，再端一杯茶来。”他按铃叫人，吩咐手下。
于是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一杯接一杯不停地喝茶，他一边飞快地处理手头的各种文件一边跟我谈起许多年前他曾经到过中国以及他在中国受到的热情接待，他带着怀旧的感情向我表达着他对中国和对中国人民的无限好感。
这其间有几个工作人员拿着文件进来请他签字，他指着我惊喜地对他们说：“瞧，一个中国姑娘！”
各种相关手续终于齐备，主任大笔一挥，在文件上签上了他的大名。可是主任捏着我的通行证，继续请我喝茶。
东拉西扯谈了一会儿——你父亲好吗？你母亲呢？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唔，你的名字很好听——主任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张照片，笑眯眯地对我说：“这是王小姐，她是中国人，你认识她吗？”
我当然不认识。看照片，大约是在一个餐馆里，一个穿着大红旗袍的浓妆女子满脸笑容地和主任坐在桌边合影。
“王小姐很能干，她在喀布尔开了一家中国餐馆，我上次去喀布尔的时候就是在她餐馆里吃的饭，唔，味道很好，中国菜非常好吃。”
我仔细地看着照片，餐桌上摆着鱼虾，还有螃蟹。
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堆名片，戴上老花镜翻找了半天，抽出其中一张放在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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